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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章（第1页）

萨特：是的，很快这个运动就表明它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的，它原先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在那时它不可能竖起一面与共产党并列的不同的革命大旗。就革命是拒绝自由的思想说来，在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和作为群众运动的革命之间是有一种矛盾的。这样，在很长的犹豫之后，又有另一个矛盾时期‐‐李奇微作战计划时期。李奇微来到巴黎。共产党举行示威活动反对他，一次激烈的示威活动，几小时后杜克洛坐着小汽车准备通过，车座上有两只鸽子，他被逮捕了，理由是鸽子是带菌者。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为共产党人辩护，在《现代》上分几期连载，这使得共产党改变了对我的态度。

波伏瓦：是什么使你写了这篇文章?

萨特：说来很奇怪，这完全是亨利&iddot;吉耶曼的缘故。他关于拿破仑三世的书《12月2日政变》给了我触动，在这书中他摘录了报纸、私人日记和拥护拿破仑三世上台的作家写的书，这使得我把杜克洛的被捕看成是十分严重的事情。

波伏瓦：于是你决定支持共产党，虽然你并没有参加它。

萨特：我写《共产党人与和平》时同这个党没有任何交往，而且总的说来是厌恶它的，我写的目的是说杜克洛的被捕是一件可耻的事。后来这文章逐渐变成对共产党的半颂扬性的文章，而到最后，它成了反对当时法国流行观点的实际上是颂扬共产党的文章，结果，共产党派克洛德&iddot;鲁依和另一个人到我这儿来‐‐克洛德&iddot;鲁依是共产党同非党知识分子打交道的代表‐‐问我可不可以同那些抗议逮捕亨利&iddot;马丁的知识分子一起集会。我同意了。我参加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聚会，我建议写一本要求释放亨利&iddot;马丁的书，一本我可以提供评论的由各种文章组成的书。我干了起来;这书名叫《亨利&iddot;马丁事件》，它出版了。遗憾的是，由于技术性的困难，它在亨利&iddot;马丁被释放后两星期才出版，但这也是事实：他是在那个特殊时期被释放的。

波伏瓦：然后你参加了和平大会。

萨特：那时共产党对我的态度有了改变，这样我对它的态度也有了改变;我们成了同盟者。其余的左翼不再存在。社会党人继续站在右翼一边，他们同共产党作对，尽可能地对它发动攻击，在我看来，要做左派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附共产党。尽管有许多保留，《现代》是同共产党人联合在一起去实现一种有利于共产党的政策。

波伏瓦：这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你的矛盾的解决?

萨特：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种解决。这维持的时间也不很长，而我一生中只有几次短时间地把自由同拥护某一团体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波伏瓦：当时你认为共产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

萨特：对，我是这样想的。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并不相同，但可以同他们一起前进。

波伏瓦：这维持到什么时候?

萨特：从1952年维持到1956年??

波伏瓦：1954年你去了苏联。那时你同他们关系还不错。

萨特：是的，但我在苏联看到的东西并没有让我对它充满热情。他们显然只给我看了他们认为可以给看的东西，而我有许多保留。

波伏瓦：但你在《解放报》上写了一篇很有颂扬性的文章。

萨特：这是科干的。

波伏瓦：应该说当时你已是筋疲力尽了。萨特：我给了他一期头篇文章的位置，然后我同你动身去度假。波伏瓦：是的，去休息了一阵。然后是赫尔辛基，这是另一次和平大会。

我同你一起去的。这是1955年。

萨特：对，而且我们同一些阿尔及利亚人见了面，他们对我们谈了阿尔及利亚的情况。

波伏瓦：是的，然后是1956年，你同共产党断绝关系。

萨特：这是一次再没有真正恢复过的决裂。从1962年开始，同共产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恢复，我又去了苏联。

波伏瓦：1962年我们一起去的，实际上有两次;然后是在1963年、1964

年、1965年。

萨特：我同共产党人的关系不是很好。

波伏瓦：但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深深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你有另一次十分重要的介入‐‐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在这个战争中你做了许多颇为重要的事情。然后在1968年你同毛主义者有了关系。你是怎样让你要求个体自由的愿望同意味着纪律和命令的集体行动协调起来?

萨特：不论什么时候，我以这种或那种政治和实现行动的方式介入时，从没有抛弃过自由的思想。相反地，我每一次行动时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我从未属于哪一个政党。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赞同某个政党‐‐现在我对毛主义倾向有一种认同感，毛主义组织在法国开始被解散，但它没有被消灭‐

‐有持续性的好感。因此我同各种团体接触，但不属于它们中的哪一个。它们请我做事情。做不做在我是自由的，无论同意还是拒绝我总是感到自由。例如，我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态度。这时我发现我同共产党的区别，确切地说，它和我希望的不是一回事。它也设想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但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我们则同意民族解放阵线对未来独立的直接要求。我们和共产党人在某种程度上又一起去建立一个反秘密军队组织的团体。我可以说这走得并不太远，因为共产党人打算损坏我们的努力成果。我总是把殖民主义看成一种完全的强盗行为，是对一个国家残忍的征服，是一个国家遭受另一个国家的残酷剥削;我认为所有的殖民地国家或早或迟都必然要摆脱它们的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我完全赞同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政府，虽然许多法国人赞同保持一个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于是我同某些法国人有着持续的斗争，而同另一些赞成阿尔及利亚解放的人的友谊和结合却变得更为密切。我走得甚至更远。我同让森一起去跟民族解放阵线接触，我为他们的秘密报纸写文章‐‐我说这些事情只是为了说明，自由是怎样包含于这个事件之中。这是某种原初的自由，它使我在十六岁时就把殖民主义看成一种反人类的兽行、一种为了物质利益毁灭人的行动。自由使我成为一个人，而使殖民主义成为某个卑鄙的东西，自由使我成为一个人，而殖民主义却毁坏了别的人，因此，要使我立身为一个人，就意味着要反对殖民主义。我十六岁时思考的东西到后来可能发展得更加强烈和深刻，而我甚至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还在思考它，而且我现在仍在思考它。1960年我在巴西。巴黎的朋友们打电话到里约热内卢给我，他们告诉我，让森、他的朋友和同他一起工作的那位妇女受审的时间，请我写一个证词让他们在法庭宣读，因为我不能在他们给我的期限内赶回。但我显然无法口述这个证词。因为电话非常糟糕，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他们也听不清我说的话。我只让自己重复记住证词的几个基本点;他们总算弄懂了我的意思，我知道他们会作很好的加工的。我让他们写了这个证词，我回去后读了它，我觉得他们写得十分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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