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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苏联解体以后迄于今日，法国思想界那种矫枉过正倾向的批判逐渐淡出，系统的分析反思日渐增多，尤其是对马克思学说的重新发掘，似乎已经蔚然成风。法国的大哲学家们似乎较早对将意识形态的&ldo;罪过&rdo;强加于马克思的头上表示不满，德勒兹（gillesdeleuze）1993年就表示他不明白也不能容忍人们将马克思打进坟墓，并要著书阐发&ldo;马克思的伟大&rdo;。德里达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也于1993年10月推出了新著《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dearx）。在该书中，德里达宣称要回到马克思，要用马克思的精神去反击资本主义的&ldo;世界新秩序&rdo;。

前些年，巴黎第十大学曾召开过一次规模颇为宏大的马克思学术讨论会，多数意见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位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家。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分析和批判在意识形态潮流过去之后的今天看来，充满了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法国近年来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新著包括马克思原著的再版都呈现出十分兴盛的局面，反映了思想理论界对马克思的普遍兴趣。

对马克思的新研究渐渐勾勒出一个新的马克思的面貌，这是一个褪去了&ldo;主义&rdo;外衣的马克思，是一个走下意识形态神坛的马克思。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个预言家，他也不认为历史有什么意义，一句话，马克思也是一个&ldo;不确定&rdo;的思想家。不过从整体看来，马克思的新形象与其说是在还原其真身，莫如说是思想界意图从中提取其新的精神资源。如德里达就曾说过，马克思的精神有好几种，我们应当知道继承什么，摈弃什么。

综上所述，自90年代迄今法国及欧洲思想界的一个大趋势可以归纳为：反思与窥探。这是一种世纪交替之际的忧思，一种迷茫中的窥探。这种探寻目前虽嫌分散但传出的是昂扬的调子。只不过令笔者稍觉遗憾的是，整个反思或窥探，还缺乏一种新的参照系，亚洲文化甚至伊斯兰文化的东西，仍不大能够进入欧洲一流思想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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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刊于《读书》2009年5月号。

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思考（1）

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的问题自然是老生常谈，革命的发生总要有舆论作其先导，也似乎是无须证明的自明之理了。然而，回顾一下近代的历史（革命仅仅是近代的产儿），启蒙与革命的关系却也并非简单。

誉为近代史开端的英国革命发生于17世纪中，较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早了近一个半世纪。然而，从整体回顾17世纪，英国甚至整个西欧都未产生能谈得上为英国革命造舆论的思想家。生活于16世纪后半叶17世纪初叶的培根可算此时代的大哲学家了，然而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对认识的科学方法的制定与革新。霍布斯虽然有社会契约的主张，但却是君主专制的狂热鼓吹者，并于革命发生时逃亡于法国。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则恰恰相反。论思想准备之充分，理性批判之深刻，观念变化之剧烈，在世界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与之匹敌的例子。法国大革命当然首先是政治革命（西方有人认为英国革命是经济革命），然而与英国革命相比，它之所以更为深刻、广泛，影响更为持久，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其思想的深刻。思想是革命的灵魂。

一

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其终结的18世纪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是启蒙的世纪、理性的世纪。这是一个离它的前一个世纪‐‐17世纪‐‐古典主义世纪相隔甚远而与15、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世纪靠得更近的世纪。应该承认，在科学的推动下，文艺复兴后的历史进程已大大加快，然而，17世纪却是教会改革后的一个伟大的宗教的世纪。康德曾这样描述启蒙所面临的历史现实：到处是&ldo;不要思想的呼叫。军官说，&lso;不要思想，执行吧！&rso;征税者说，&lso;不要思想，付钱吧！&rso;教士说，&lso;不要思想，信仰吧！&rso;&rdo;（康德《什么是启蒙》）

启蒙思想家是承担了标新立异的时代重任的。他们既承启17世纪英国洛克、牛顿以来的唯物、实证哲学的传统，又扬弃笛卡尔以来的唯心怀疑体系。正如马克思从黑格尔&ldo;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rdo;著名命题中导出&ldo;一切合理的都应该是现实的&rdo;革命命题一样，启蒙思想家从笛卡尔以思证存在的&ldo;我思故我在&rdo;的唯心命题中引申出&ldo;存在就应是思想的&rdo;理性命题，使其成为批判旧世界的有力武器。

18世纪没有出划时代的哲学家（生活于18世纪后半的康德是一个例外，在思想史上，康德更属于19世纪），启蒙思想家不是学问渊深的学究，他们大多不懂古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因之而无法成为《圣经》考注专家。同17世纪的英国不同，18世纪的法国的上层沙龙社会要求的不是博学，而是理智、精神。

18世纪哲人的任务不是建构系统，而是唤起大众对科学、理性的信心，用理性的尺度对世界、对社会重新审视、重新估价。&ldo;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rdo;，认为&ldo;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rdo;（恩格斯《反杜林论》）。他们要求把过去的一切都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建立符合&ldo;永恒真理&rdo;、&ldo;永恒正义&rdo;的&ldo;理性王国&rdo;。卡西尔对启蒙的18世纪作了这样的描述：&ldo;&lso;理性&rso;，是这个世纪传播的中心和机会的交点，它表达了该世纪所有的欲望，各色的努力，一切的意愿和全部的创造。&rdo;（《启蒙哲学》）当代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法国革命史权威索布尔（albertboul）对18世纪作了最高的评价：&ldo;如果丈量世纪的尺度是思想的自由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的话，18世纪便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纪。&rdo;（《文明与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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