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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历史学家，公认的宋史泰斗。

邓广铭研究古代史，最早却以新文学为人所知。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他曾就读于辅仁大学，恰逢周作人来校讲新文学。周作人自称&ldo;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rdo;，谁知讲完之后，&ldo;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rdo;。

结果这本笔记当年就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了。周作人将稿费送给邓广铭，他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老友张中行后来感叹，周作人讲课北调搀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颇不易记，邓广铭却像是轻而易举，不止记了，且接着就印成书，&ldo;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rdo;。

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iddot;职官志考正〉序》中写道：&ldo;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rdo;有&ldo;复振&rdo;的希望，所以&ldo;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rdo;。然而，这一件工作却并不容易做，因为《宋史》阙误特多，而在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故&ldo;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rdo;。

由此可见，欲治宋史，必须有勇气、有才学。邓广铭无疑就属于这不多的&ldo;几人&rdo;之列，史学大家周一良甚至认为他堪称&ldo;20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rdo;。

邓广铭穷毕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读罗曼&iddot;罗兰的《贝多芬传》，又萌发了写中华民族英雄人物传的念头，于是以史笔为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立传，为他们钩沉、辩诬，对他们作出公允的评价。他写王安石，写的是&ldo;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rdo;的三不足精神；写陈亮，是写&ldo;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rdo;的特立独行气概；写岳飞，写的是&ldo;待从头，收拾旧山河&rdo;的壮志。

他的《岳飞》被称为名著，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ldo;这是一个巧合，出版正赶上那场民族战争的胜利。&rdo;邓广铭的女儿邓小南告诉记者，&ldo;书是在抗战中写的，里面寄托着他的慷慨报国之心。&rdo;上世纪80年代此书增订再版，印数达到17万余册，对于学术著作，这是少见的印数，可知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邓广铭写这些豪杰，同时也将此种情怀躬行于自己的人生实践。长期随伺父亲左右的邓小南对父亲的印象是两个词，耿介和磊落。&ldo;他们那一辈学人，经过那么多曲折，很多人改变了，但他总体上还是磊落的。他自己在&lso;运动&rso;中有过违心的言行，这他从来都承认，承认得也很磊落。&rdo;

一些老朋友默认学界不良之风，邓广铭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的学术商榷文章，总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劝他随和一点儿，他却斥之为&ldo;乡愿&rdo;。邓小南感叹：&ldo;他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界风气，那时的学者坦诚相见，大家习以为常。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rdo;

时代变了，然而邓广铭依旧沉浸在他以往的理念中，依旧渴求思想的交流甚至交锋。他的不肯屈就，使他在晚年失去了很多本来能够谈话的朋友，以至于家人不时能察觉到他精神深处的孤寂。

邓小南说，其实父亲晚年珍视每一次沟通交流的机会。他耳朵不好，戴上助听器效果也不大，凡有电话找他，他会立即让家人搬来一张小椅子，端坐在那儿，双手把着电话筒，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上面……说到这里，邓小南的声音有些悲凉。

邓广铭一生，有声有色，有棱有角。在临终前的病榻上，他对女儿说：&ldo;我死了以后，给我写评语，不要写那些套话，&lso;治学严谨、为人正派&rso;，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rdo;

也许，葬礼上的一句挽联会符合先生的心愿：&ldo;直道挺儒林，矫俗惟凭孤剑勇。&rdo;

邓广铭：逝去的学风（2）

老友季羡林在回忆邓广铭时提到过一个词&ldo;后死者&rdo;，感慨于这个词里面所蕴含着的哀思、回忆、抚今、追昔，还有责任、信托。季老以&ldo;后死者&rdo;自勉，反观已逝的邓先生，他又何尝不是岳飞、辛弃疾、王安石、陈亮……这些宋代大豪杰们的&ldo;后死者&rdo;呢？

此情境，&ldo;千古知音&rdo;一句，足矣。

雷海宗：历史的碎片（1）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著名历史学家，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南开大学。

雷海宗人生的三个碎片，被他的学生记录如下：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这是1962年春，雷海宗在南开大学重上讲台。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ldo;战国之社会经济&rdo;，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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