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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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第1页）

晓梦打开陈列柜上的玻璃，小心翼翼地把那个陶土罐捧出来，她觉得那东西是温热的，在她手中发出微微的震颤，那是一个包含着巨大能量的生命体！她把耳朵贴到罐口上，有声音呢，好像是风声，那是远古原野上的风声。晓梦把陶罐举起，对着明亮的玫瑰星云，陶罐在蓝光中泛出淡淡的红光。她盯着上面的一条鱼的图案，那几根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线条微微扭动起来，那一个小黑圈所表示的鱼眼突然变得有神了；有许多影子在陶罐粗糙的表面上浮动，看不清楚是什么，只觉得那是一些赤裸的形体，在同什么比他们大得多的东西搏斗着；远古的太阳和月亮都盛在这个罐里，把金色和银色的光芒洒向那些形体。陶罐上的那些图案，那些鱼呀兽呀，全像一双双眼睛，越过了上万年的漫漫岁月。晓梦和第一位祖先的目光相遇了，那目光把一种狂野的活力传给她，使她想大叫，想大哭大笑，想什么衣服都不穿在狂风呼啸的原野上奔跑。晓梦终于感觉到了自己血管中先祖的血液。

晓梦穿过星云照耀下的古老宫殿，她的手中捧着那只远古的陶罐，她想把它带到南方的新首都去。她小心翼翼，走得很慢，就像捧着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生命。当她走到金水桥上时，古老宫殿的最后一道大门在身后轰然闭上。

与乘飞机早早回国的戴维不同，华华和眼镜仍同中国船队一起颠簸在海上。

刮了两天的大风终于停了，但浪仍未减，夜空阴云密布，深夜中的洋面上只能看见一条条滚动的白浪。

这是中国孩子从南极撤出的最后一支船队，有一百多艘军舰和运输船。船队从阿根廷启航已有二十二天了，在航程将尽时遭遇到一场大风暴。昨天风最大时，走在后面的两艘吨位较小的运输船被巨浪吞没了，另一艘两万吨级的货轮想去救援，船长轻率地命令转舵，使船体横对浪峰，船在几道巨浪的打击下很快倾覆。从另一艘军舰上起飞的两架直升机也无声无息地掉进大洋，船队指挥部只好放弃救援的努力，四千多个孩子葬身于漆黑的太平洋中。剩下的三十八艘船继续在大风浪中进行着艰难的航行。在这之前，孩子们早已领略了航程的严酷：先是受恶劣的舱内条件和晕船的折磨，然后是食品短缺，每天每人的定量只够一顿吃饱，蔬菜更是没有，维生素药片也数量有限。有一半的孩子患了夜盲症，败血病患者也越来越多，回家的渴望支撑着每一个人。

浪终于开始减小，为在风浪中采取最安全的迎浪行驶方式，船队已偏离航线行驶了两天，现在整个船队正在试着艰难地转向，雷鸣似的浪击声从船头移向左舷，船体的左右摇摆加剧了。

这时，大洋上空乌云散去，玫瑰星云把光芒洒向洋面，洋浪接住了光芒并把它撕碎，太平洋仿佛变成一片壮观的蓝色火海！孩子们纷纷跑上甲板，晕船和饥饿使他们步履艰难，他们梦游般地涌向船边，长时间地凝视着玫瑰星云下的茫茫海天，直到东方现出第一缕曙光。

“海岸！”有人大喊了一声。

船队中几艘驱逐舰上的舰炮对空鸣响起来，别的船上也升起了一串串照明弹和焰火，炮声浪声风声和孩子们的欢呼声混为一体，在天空和海洋之间轰响着。

海天连线处，祖国的海岸已在曙光和玫瑰星云的光芒中隐现。终于写完了！我像一个潜水者露出水面时一样长吸了一口气。这水我足足潜了半年，这半年，这本书占据了我的一切生活。现在我可真是“写”完的，又停电了，政府说是太阳能电池阵列又出了毛病，我只好拿起古老的笔。但昨天笔给冻住了，没写成；今天倒是没冻住，我却在炎热中大汗淋漓，汗水滴到稿纸上。这气候啊，一天一个样，甚至一小时一个样儿，不开空调真难受。

看看窗外，是一片嫩绿的糙地，其上点缀着移民村的房屋，都是那种淡黄色的简易平房。再向远看，天啊，还是不看了吧，除了沙漠就是沙漠，一片荒凉的红色，不时有一阵沙尘暴扬起，遮住了昏红的天空中本来就没有多少热度的太阳。

这鬼地方，这鬼地方啊！

“你说过写完书就要陪孩子的！”弗伦娜走过来说。

我说我在写附记，马上就完了。

“我看你呀，可能是白费力气，从史学角度来说，你这本书太另类；从文学角度看，又太写实。”

她说的对，出版商也是这么说的，唉，有什么办法，这是史学界的现状逼出来的啊！

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超史研究者是不幸的。超新星纪元到现在也只有三十多年，可对它的历史研究已是轰轰烈烈，早已超出了史学的范围，成了一种商业炒作。书出了一本又一本，大都是哗众取宠之作。一些无聊的所谓史学家们还把这三十多年分成许多时代，其数量比超元前历史中的朝代都多，时代的长度精确到天，分段炒作，大赚其钱。

目前对超元史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学派：架空学派和心理学派。

架空学派最为盛行，该学派的研究方法是对历史进行假设，如：如果超新星she线的强度再强一点点使只有八岁以下的人存活，或再弱一点点使二十岁以下的人存活，超元的历史会是怎样？如果超新星战争不是以游戏形式而是打公元概念的常规战会怎样？等等。这个学派产生自有其原因：超新星的爆发使人类意识到，历史进程从宇宙角度看有一定的偶然性，正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刘静博士所说：“历史是顺一条小溪而下的一根小树枝，可能在一个小旋涡中回旋半天，也可能被一块露出水面的小石头绊住，有着无穷多种可能。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如果只研究其一种可能，就像玩一副全是a的扑克牌一样可笑。”该学派的产生还与近年来量子力学的纤维宇宙理论被证实有关，纤维宇宙论对包括史学在内的各门学科产生的深远影响才刚刚才始。

我不否认架空学派中有一些严肃的学者，如亚历山大·列文森（著有《断面的方向》）、松本太郎（著有《无极限分支》），他们的研究都把历史的另一个可能走向作为一个独特的角度，以它来阐明真实历史的内在规律，对这些学者我是持尊敬态度的，他们的著作遭到冷遇是史学界的悲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学派也给那些靠花拳绣脚哗众取宠的人提供了很合适的舞台，他们对架空历史的兴趣远大于真实的历史，与其把这些人称做史学研究者，还不如叫空想小说家合适。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上面提到的刘静。她最近频繁地在媒体上露面，为她的第五本书大肆炒作，据说这本书版税的预付款就高达350万火星元，书名叫《大如果》，从这名字就可以看出是什么货色了。说到刘静博士的治学态度，不得不提到她那公元世纪的父亲。别误会，我并不是搞血统论，但既然刘博士反复强调她的学术思想是受了她那伟大父亲的影响，我就不得不对其父做一些了解。这还真不容易，我翻遍了公元世纪的资料，检索了所有可能找到的古老的数据库，都没有查到那个人。好在刘静曾是弗伦娜的研究生导师，就托她去问刘博士本人，结果得知：刘静那个一事无成的父亲刘慈欣在公元世纪写过几篇科幻小说，大多发表在一本叫sfw的杂志上（我考证过，是《科幻世界》杂志，它就是现在垄断两个行星上的超媒体艺术市场的精确梦幻集团的前身）。弗伦娜还拿来了其中三篇，我把其中的一篇看了一半就扔到一边了，真是垃圾，小说里的那头鲸居然长着牙！在这种父亲的影响下，刘静博士做学问的态度和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超史研究的心理学派则严肃得多，这个学派认为，超元历史之所以大大越出了超元前人类历史的轨迹，是由于超元社会的孩子心理所至。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冯·施芬辛格所著《原细胞社会》，系统阐述了公元初没有家庭的社会的独特内涵；张丰云所著的《无性世界》走得远了一些，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其中对一个性爱还基本没有出现的社会的分析还是很严肃很精辟的。但我认为心理学派的基础并不牢固，事实上，超元孩子的心理形态与公元世纪的孩子是完全不同的。在某些方面，他们比公元孩子更幼稚，而在另一些方面，他们比公元大人都成熟。超元历史和孩子心理，谁造就谁，这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

还有一些严谨的学者，他们不属于某个学派，但其超史研究的成果还是很有价值的。比如a·g·霍普金斯，其著作《班级社会》对孩子世界的政体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本巨著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攻击，但大多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不是学术原因，考虑到本书所涉及的领域，这也不足为奇；山中惠子的《自己成长》和林明珠的《寒夜烛光》，是两部超元教育史，虽然其中的情感因素都重了些，但仍不失其全面客观的史料价值；曾雨林的巨著《重新歌唱》，以一种严谨而不失诗意的手法系统地研究了孩子世界的艺术，这也是超史研究中少有的既在学术界叫好又在媒体叫座的著作……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的价值还需经时间考验，但他们的研究本身是严肃的，至少没有出现过像《大如果》这样的东西……

“一提到我导师，你总是不能冷静。”在旁边看着我写字的弗伦娜说。

我能冷静吗？她刘静冷静了吗？我这本书还没出，她就在媒体上冷嘲热讽，说它“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历史不像历史，不伦不类”。这种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行径，对超史研究中已经不太纯净的学术空气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影响。

我这么写也是出于无奈。历史研究的前提是必须让历史冷却下来，超元这三十多年的历史冷却下来了吗？没有。我们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超新星爆发时的恐惧、公元钟熄灭时的孤独、糖城时代的迷茫、超新星战争的惨烈，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脑海中烙下深深的烙印。在移居到这里之前，我家住在一条铁路旁，那时我每天晚上都被一个相同的噩梦折磨着，在梦中我在黑色的原野上奔跑，天地间响着一种可怖的声音，像洪水、像地震、像大群的巨兽在吼叫，像空中的核弹在轰鸣。有一天深夜，我终于从噩梦中惊醒，猛地砸开窗子，外面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在玫瑰星云照耀的大地上，缓缓行驶着一列夜行列车……在这种状态下能从理论层面上研究历史吗？不能，我们缺少理论研究所必需的冷静和疏离，对超元初历史的理论研究需要等它与研究者拉开一段距离才能正常进行，这也许是下一代的事了。对于我们这一代的超史研究者，只能把历史用白描方式写下来，给后人留下一份从历史亲历者和历史研究者两个角度对超元初历史的记录，我觉得现在在超元史学中能做的也仅此而已了。

但这并不容易。我最初的设想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写，对国家高层和世界进程用文摘插入的方式，这样写就更像小说了。但我是一名史学研究者，不是文字家，我的文学水平还不足以做到从一滴水见大海，所以就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描写国家高层，而把普通人的经历细节用文摘插入表现。当年的孩子领导人现在大多已离开了他们的岗位，这使他们有很多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这就写成了现在刘静博士所说的“不伦不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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