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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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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叔本华的感觉：当他推演体系时往往牵强枯燥，一旦抛开体系，就常有自然生动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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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对世界的认识永远是认识，而不是世界。

第28章东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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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好东西。西方文化--好东西。东西方文化--不是东西。

我的意思是说，文化不分东西，只要合乎人性，表达人性，就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我的意思是说，那些热衷于评说东西方文化之优劣的谈论，所谈论的是一个伪话题。

我也谈论东西方文化，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揭穿这个伪话题，给那些热衷的谈论者泼一盆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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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任何事物，必须跳出这个事物，站在比较高的位置上，有广阔的视野，才看得清它的全貌。看民族文化也是如此。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看本民族文化，必定分不清精华和糟粕。只有站在世界和人性的立场上，才能看清本民族文化中哪些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精华，哪些是违背人性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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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或者被神化，成为祭拜的偶像，或者被妖魔化，成为打倒的对象，其实都是充当了统治或革命的道具。要正确理解孔子的价值，唯有把他还原成一个人，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人。从未听说西方人祭苏格拉底，若问西方人是怎样继承苏格拉底的精神遗产的，请看从柏拉图到今天的大师迭出的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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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丝毫不低估孔子的世界性意义，但这种意义肯定不在于向全世界推广儒家文化，就像苏格拉底的意义不在于向全世界推广希腊文化一样。凡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精神伟人，其思想必定深入地触及了人类共同的基本问题，孔子也是如此。

人类历史上有四位世界性的精神伟人，即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其思想的共同内涵是&ot;对人类基本境况的体验以及对人类使命的阐明&ot;。孔子思想中这种超越于时代和民族的内涵集中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即一种注重个人内在道德追求和人格修养的为学处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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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我最赞赏的是对个人道德修养和操守的重视，把自我完善看做人生最高目标。做一个好人，这本身就是价值，就是目的，至于别人是否知道，会不会表扬你，在社会上能否得到好报，都不重要。道家思想中，我最赞赏的是对个人精神自由的重视，把自我实现看做人生最高目标。人活在世上，要超脱功利和习俗，活出自己的真性情。在现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里，这二者尤其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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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重视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它本身就是价值，就是目的。你是一个好人，别人都不知道，或不承认，你的人生仍然是圆满的。这是孔子思想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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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家比较重视精神价值，历史上的大文学家大多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大，往往在正统儒家思想薄弱的时候，中国文化灿烂，大师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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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ot;中国&ot;概念：一个我们祖祖辈辈繁衍和生长的地方，一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无论走到哪里，我的身体里总是流着中国人的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的子子孙孙的身体里永远流着中国人的血。总之，是民族的概念，血缘的概念。制度会变，意识形态会变，这个东西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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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比民族性更根本，爱生命比爱国更根本，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真正令人费解的是，某些人的头脑怎么会与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非要在人性光辉终于闪亮之处高喊民族主义口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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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东西，比如自由、民主、人权，业已成为普世价值，不管你怎样朝它们叫嚷，都无济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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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意识形态的纷争，最后只能以真实为尺度来评判。不预设意识形态的立场，立足于人性和常识，最大限度地呈现真实，这本身就是在为化解意识形态的分歧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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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古希腊是欧洲文化的黄金时代，皆大师辈出，诞生了光照两千多年的精神宝库。可是，若要比gdp，那个时候哪里比得过今天!由此可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在财富和文化之间，完全不存在正比例关系。我甚至敢断言，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存在反比例关系，因为一个时代倘若把财富当做首要价值来追求，文化的平庸是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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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月亮格外有感情，民间有月的节日，士大夫以赏月为雅事，古诗词中充满月的意象，也许反映了牢固的乡土情结。对于守在家乡的人来说，那在宅院上方升落的月亮是天天相见的伴侣，月的阴晴圆缺都会引发无穷的思绪。一旦离家远行，月依旧而家万里，就难免睹月思乡了。

西方人似乎很少想到要赏月，他们忙于生产和旅行，没有这份闲心情。西方文化崇拜的是太阳，阿波罗，一个积极活动的神。

第29章中国人缺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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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具有实用品格，不重视精神价值。人是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本身就具有独立的、神圣的价值，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被承认的。欧洲人为了兴趣本身就会去干一些事情，这些人就是肥沃的土壤，中间必出大师。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人，这不是经济水平够不够的问题，是价值观、文化传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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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传统最缺少两样东西：形而上学与个人主义。对于我们来说，皇帝和祖宗就是上帝，个人微不足道。

在西方，一头是上帝，一头是个人，社会在中间，其功能是为两头服务。中国文化却是为了中间牺牲两头，上帝、个人都可以不要，唯求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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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最缺少、最需要的东西，一是信仰，二是法治。前者与形而上学相关，后者与自由主义相关。由于这两样东西的薄弱，我们已深感经济转型的艰难。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精神文化转型和社会秩序转型的配套，经济转型决不可能孤立地成功。

然而，要真正解决信仰和法治的问题，实依赖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必由精神素质优良的个体组成。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必由具备公民觉悟的成员建立和维护。因此，归根到底，中国的前途将取决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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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证自由和法治原理时，亚当&iddot;斯密、斯宾塞等都谈到人的两种本性，一是利己的生命本能，二是同情心。由于同情心，人能够推己及人，由自爱进而尊重他人。这实际上相当于中国儒家所倡导的&ot;仁&ot;，按照孔子的解释，就是&ot;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ot;。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实践中，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并未得到发扬，相反，&ot;能近取譬&ot;被归结成了孝道，由孝及忠，形成了三纲五常一整套等级伦理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我们看不到个体生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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