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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显然，社会一切斗争和变革，归根到底是经济变革的反映，同时又反射到经济变革中去。恩格斯说：&ldo;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rdo;（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下第425页）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洋务运动中，经济变化最大最快，当时人称此为几千年来未有之&ldo;奇变&rdo;是有道理的。探索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其中包括洋务运动的规律，怎么可以仅仅求之于&ldo;两个过程&rdo;的阶级斗争，而不求之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即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变革；又怎么可以注意到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忽视&ldo;两个过程&rdo;的阶级斗争的规律呢？

同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洋务运动相关联一个重要问题，即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否定论者强调洋务派的&ldo;动机&rdo;很坏，肯定论者说洋务运动&ldo;效果&rdo;很好。我认为，历史学是研究客观历史规律的，人的&ldo;动机&rdo;不是研究对象；但也不能离开人们的主观作用而一味谈&ldo;效果&rdo;。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规律，它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研究人的主观因素。这个主观因素，主要是人们所制订的路线、政策方针，和经过思想家头脑加工过的思想，而决不是某个人的&ldo;动机&rdo;。

与评价标准相连的洋务运动在历史学上的地位问题，学者们的意见却由悬殊的距离逐渐趋于接近和一致。

否定论者对洋务运动贬之为卖国或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运动，置于极低的历史地位，因此，在历史学研究上也就不屑于费大的笔墨。这就是说，在否定论者看来，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与在历史学上重要性都是很不高的。近几年来，通过讨论争鸣，否定论者尽管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仍贬得较低，但对其在历史学上的地位却也抬高了。历史科学，是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最根本他说，主要应该是反映生产方式变化、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化规律的一门学问。为了正确地反映这个规律，必须研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基础、文化教育、人才培养、风俗习尚等等各个方面的广泛的问题。洋务运动既是&ldo;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rdo;，它在历史学上地位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不管是发展论、肯定论、否定论者，似乎都认识到，不研究好洋务运动的历史，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历史，一句话，即不真正懂得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而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解的深刻性也受到影响，这是我们史学界的一个进步。

七、观点的发展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学术观点也不例外。我在50年代后期所发表的几篇洋务工业企业的文章，实际上已初步形成了：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对资本主义经济却起了促进作用的论点。然而，1963年后，掀起了一股&ldo;左&rdo;的思潮，它也反映在学术批判上。在这种形势下我所写的几篇文章，从体系上说有与原来观点相左者。例如1963年4月30日《文汇报》上发表的《洋务运动简论》和1964年《新建设》5、6期合刊上发表的《论洋务派》两文，虽还保留有我固有观点的痕迹，并提出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强调以政治路线为标准来评价洋务运动，这是欠妥的。这说明，一方面固然是政治形势对我的学术观点的影响，也由于自己的观点尚未形成固定的体系和不够成熟而缺乏自信。

1964年&ldo;四清&rdo;和此后十年&ldo;文革&rdo;中，研究中断，但还是断断续续地零星地阅读一些有关书籍；虽没有也不可能写什么文章，但还是不断地思考着。检讨过去的论点，我认为研究历史应该是阶级分析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由此看来，还是我50年代和60年代前三年的观点正确些和实事求是些。经过多年的酝酿，终于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1979年2月9日在《文汇报》发表的《再论洋务派》，初步表达了我的这一套看法。

接着我又写了《洋务运动发展论》（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系统地表达了我对洋务运动史的观点，完成了我的洋务运动研究体系。在表达我对洋务运动系统看法的同时，对于组成洋务运动的某些部件，例如企业和人物，也进行逐个研究，以论证全局性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1980年《历史研究》第4期《论清季轮船招商局的性质》，1981年《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论盛宣怀》，1982年《学术月刊》第10期《论盛宣怀与洋务企业》，以及几篇关于论述郑观应的文章等。

有的同志问我：你的观点还有发展否？我说，历史科学同所有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它的发展，我认为取决于三个条件：

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近年来学术界在方法论上讨论较多，主张将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运用于历史学的研究，这是好现象。我认为方法可以多样化，但方法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总是最基本的。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应该不断发展。有的同志说当今有史学危机。我认为，如果说有什么危机的话，那不是来自方法问题，而是史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够高。要在历史学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关键在于大力学习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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