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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1页）

现在来谈轮船招商局的性质。在筹办轮船局之初，李鸿章就定下&ldo;官督商办&rdo;的调子。他说：&ldo;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rdo;从此，轮船招商局就被贴上&ldo;官督商办&rdo;的标签。其实，具体研究分析招商局各个阶段的发展情况，并非都是如此。

在1873年1月到同年6、7月半年时间，轮船招商局既没有商办其人在局中，也无官督办之名与职。有人说这半年是官商合办，也不符合事实。这半年主要是朱其昂主持局务。朱虽为出身于沙船主的旧式商人，但当时主要是道员身份的漕运海运委贝，&ldo;官&rdo;是其主要方面。从运输说，当时的轮船招商局是运漕粮和官场货物，未载客货。从资本说，除官项20万串外，李鸿章那里的5万两和沪上绅商5万两并没全到手。从经营方式说，水脚无定规，经济无核算，完全不实行资本主义企业原则。故这时的招商局既非官督商办，也非官商合办，而应该是官办性质。

1873年夏唐廷枢等任总、会办后，招商局成为商办企业。它直至1885年，一直没有官督办，负实际经营责任者为买办商人唐廷枢、徐润。按唐氏所订章程，总办为&ldo;商局主政&rdo;，不仅&ldo;商董分派各分局任事仍归总局调度&rdo;，而且总局、分局、栈房、司事人等，&ldo;由商总商董挑选精明强干，朴实老诚之人&rdo;充任，对被选上的董事，规定&ldo;以三年为期，期满之日，公议或请留或另举&rdo;。这些规定，基本保证了领导成员由商担任，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徇私腐败风气的蔓延。从资本构成看，此时的招商局可以说全是商资。公局开办时的官项20万串，是&ldo;只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rdo;。这说明招商局创办伊始没有官股。1877年因购买旗昌船产，官帑在商局资本总额中猛增到190余万两，比重大大超过商股，但它仍&ldo;属存款性质&rdo;，且是暂时现象。从1879年起，招商局归还官帮126500两，其余额170余万两，从1880年开始，每年归还35万两，计划5年还清。其间因中法战争影响，直至1892年始全部还清。一方面官帑逐步归还，另一方面商股不断增加；从1872‐1873年度的10余万两，增至1881‐1882年度的100余万两，1882‐1883年度的200余万两。商股还有继续增加趋势。这固然说明借贷的官帑之份量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也说明商人对招商局代表商方利益的信任。例如，1882年官僚们借官帑之名而干涉招商局局务，却遭到唐廷枢、徐润的坚决反对。他们指出，官帑不是股份，是贷款，表示&ldo;依期归还，帝息陆续缴官。嗣后商务由商任之，盈亏商认，与官无涉，请兔派员&rdo;干涉局务。代表商人的总办、会办唐廷枢、徐润实操商局管理经营权是显然的。

权操诸商总办还可举出一些例证。例一，1873年盛宣怀托朱其诏将其亲戚安插于招商局，握用人权的唐廷枢予以拒绝，朱其沼只能无可奈何地作了&ldo;商局用人景翁早已定夺，……无从报命&rdo;之叹以告盛氏。例二，1877年买并旗昌轮船公司破产，唐廷枢在福建，盛宣怀远在湖北，虽然最后是由盛宣怀&ldo;请于幼帅（两江总督沈葆桢字幼丹‐‐引者），以此定议&rdo;，但最初决定购买者是徐润，徐氏记其事说：那时无可与商，乃与司友严芝楣二人通宵筹计，作出以222万两购买旗昌船产的决定。不仅如此，徐涧还说过&ldo;一切局事俱由职道一人经理&rdo;的话。从实际情况看，这话并非虚语。所以盛宣怀有着&ldo;局内视为无足轻重之人&rdo;则有&ldo;诏亦不过随声画议&rdo;之叹。

从局内官代表与商代表的关系看，也没有&ldo;督&rdo;与被&ldo;督&rdo;的迹象。朱其昂于1877年去世，盛宣怀经常在湖北、山东等地勘矿和时驻天津，对具体局务插手不多，他与唐、徐的关系，是&ldo;各有责成之中，仍寓互为综合之意&rdo;。

商总办既处于企业的主导地位，他们坚持&ldo;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rdo;和按&ldo;买卖常规&rdo;即赢利的原则办招商局，故得到股商和社会的信任，局务蒸蒸日上。兹以1873‐1879年的赢利情况亦于下：

同治十二年（1873年）得利六万七千余两

同治十三年（1874年）得利十三万五千余两

光绪元年（1875年）得利十五万一千余两

光绪二年（1876年）得利三十四万九千余两（因与太古争衡半年少得十余万两）

光绪三年（1877年）本年除开销并赈捐三万四千余两外，尚得利四十一万九千余两（亦因与太古竞争半年少得利十余万两）

光绪四年（1878年）本年生意除开销外，得利七十六万六千余两（因光绪三年十二月与太古议和，故余此数）

光堵五年（1879年）本年除开销外，得利六十七万余两。

从上表看，赢利逐年增长的趋势是明显的。得利数目相对资本说不能算薄。资本从1873年20‐30万两，增至1875年后几年的100‐200万两，赢利达到30余万两至40‐50万两之多，不为不厚。这种赢利同股票百两一股票西值可售130两至160两之间，是基本上相适应的。初步达到&ldo;分洋商之利&rdo;的目的。李鸿章于1881年上奏所说：&ldo;统计九年以来，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rdo;。不能算是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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