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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9章（第1页）

李大钊近日又来到上海，今上午再次拜会孙中山，就关于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进行磋商。这时秘书进来报告：有个叫杨度的人请求谒见。

&ldo;是皙子先生来了，快去请，请他进来！&rdo;孙中山高兴地吩咐秘书，又转脸对李大钊说，&ldo;这次平定陈炯明叛乱，杨皙子在里面起了重大作用。&rdo;

&ldo;噢！&rdo;李大钊很觉意外，&ldo;过去的帝制余孽，现在的佛门居士，居然会在平乱中起到作用，真有趣！&rdo;

孙中山笑道：&ldo;杨皙子是我的老朋友，外间对他的误会很多，其实他是一个正派的有爱国心的人。过会儿我跟你详细说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和他认识。&rdo;

李大钊说：&ldo;我当然愿意。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愿意结识他，你们先谈，我到书房里看书去。&rdo;

李大钊刚上楼，杨度便由秘书陪同进了客厅。

&ldo;皙子先生！&rdo;孙中山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快步上前，紧紧拥抱着杨度的双肩，激动地说，&ldo;我很感谢你，所有真正的革命者都很感谢你，你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快请坐，你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rdo;

孙中山热情的态度使杨度大为感动。寒山寺邂逅千惠子，以及千惠子的一番忠告，在杨度心灵深处引起巨大的震撼。与千惠子友谊的桥梁、永远留在千惠子身边的礼物‐‐《湖南少年歌》中的诗句，像沉重的鼓槌在敲打着他的胸膛：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他不断地审问自己：湖南并未成为斯巴达、普鲁士，中国仍然面临亡国的危险，你这个湖南少年真的要做一个心如古井的老居士吗？瓜分豆剖之祸，亡国灭种之灾，鞭挞流血之苦，欺凌压榨之辱，难道都是空幻无物吗？都可以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佛学的确可化解人间万恶，&ldo;无我&rdo;的确可泯息人心邪念，但它至少需要有一个能保全脑袋提供温饱的安定环境呀！因内部争斗而导致外人入侵，国将不保，头将不存，何来研究佛学，宣传无我？是的，要为中国的早日安定做一点实际的事情，至少要与礼佛同时进行。眼下，曹锟拥有十分强大的军事实力，孙中山拥有无比崇高的政治威望，倘若说服孙曹联合，则中国可迅速安定，外人觊觎之心也就可立予杜绝。办好这件事后，再来全心思做净化灵魂的终极大事。就这样，杨度从苏州来到了上海。

见孙中山的前一刻，他又想到，上次虽然制止了吴佩孚出兵，帮了孙中山的忙，但对孙来说并非一件大不了的事。相反地，前些年与袁氏父子搅在一起，解散国民党，镇压黄兴、胡汉民、李烈钧的二次革命，直至复辟帝制，可谓与孙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针锋相对，结下了深仇大恨，他会原谅吗？

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走进客厅的杨度，在孙中山感恩而不记仇的豁达态度的感召下，不觉又惭又喜。

坐下，喝茶，几句寒暄后，孙中山再次说起感激的话：&ldo;皙子先生，上次我派刘禺生去运动直系时，心里还不存把握，更没有想起你能办好这件事。不料你急公仗义，奔赴保定，不费一枪一弹，退了吴佩孚的虎狼之兵，煞了陈炯明的嚣张之气，保全了国民革命军的一支劲旅。现在我可以很高一兴地告诉你，陈炯明就要完全失败了，我即将胜利返回广州。我们真要好好感激你！&rdo;

杨度说：&ldo;孙先生太客气了，杨某不过践自己的诺言而已，何来&lso;感谢&rso;二字。&rdo;

&ldo;皙子先生要践的是哪句诺言？&rdo;孙中山见杨度说得如此轻松，心里颇为佩服他这种立功不居功的古君子之风。

&ldo;那年在永乐园，我们争论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负。临别时我对你说：我主君宪，若君宪成功，你帮助我；你主共和，若共和成功了，我帮助你。你还记得吗？&rdo;

&ldo;哈哈哈！&rdo;孙中山开怀大笑起来，连连点头，&ldo;记得，记得。你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格守信念，一诺千金，当今政坛上缺的就是这种政治家品德呀！&rdo;

&ldo;孙先生过奖了。&rdo;杨度恳挚地说，&ldo;本来辛亥那年我就应该奔赴南京，投入靡下，为共和效力。怎奈袁慰庭于我旧恩深重，他出山办事，我不能不帮他的忙。袁慰庭旧的一套根深蒂固，与革命党难以共事，遂有癸丑年之役，当时我是支持他的。后来更有洪宪、辫子军进京等闹剧出来，我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我是太相信，也太忠于自己的信仰了。中国的君宪，一败于前清，二败于洪宪，三败于张勋。有此三次失败，证明君宪不能行之于中国，我杨某人也自认对主义尽忠了。我蛰居多年，直到这次才有机会践诺，实在是太晚了，心里很觉得对孙先生有愧。&rdo;

杨度这番出自内心的表白，令孙中山感动：&ldo;皙子先生，你的信仰和处境，我很理解。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也就不必太多追究了。我素来主张革命不分先后，什么时候认识了，什么时候再参加革命，革命阵营都是欢迎的。革命之事，最难得的是认识透彻。《尚书》里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的是认识容易，行动艰难。这话不对。后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主张知行并举。王阳明也没有深刻认识知与行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在民国七年出版的《孙文学说》中提出知难行易之说，当时颇遭不少人的非难，现在党人同志中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我的苦心。皙子先生，你的这个举动再次为知难行易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你为中国的出路苦苦探索了二十余年，一直惑于君宪的学说，不能赞成共和的主张，可见知是何等的艰难；一旦认识了，便能很快付诸行动，为革命出力，可见知后之行是容易的。&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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