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的文学思想(刘北成)_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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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1页）

正如朔勒姆指出，在当代作家中，除了普鲁斯特外，本雅明在个人情感上最接近卡夫卡。&ldo;要理解（卡夫卡的）作品，除了别的因素外，必须承认他是一个失败者&rdo;（《书信集》第2卷，614页）。无疑，当本雅明写下这句话时他想到自己作品的&ldo;废墟领域和灾难领域&rdo;。本雅明关于卡夫卡的极其准确的论述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ldo;造成这种失败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可以说，当他一旦明白了最终不免失败，一切对于他都恍如梦幻。&rdo;（《书信集》第2卷，764页）他不需要读卡夫卡的作品就能像卡夫卡那样思考。《司炉工》一文表明在他阅读卡夫卡作品后的全部感想前，他早就在《论〈亲和力〉》一文中引用了歌德关于希望的论述：&ldo;希望穿越他们的脑海，正如一颗星辰从天空坠落。&rdo;他在这篇文章中的结语读起来仿佛是卡夫卡写的句子：&ldo;只是由于毫无希望，人们才使我们怀有希望。&rdo;（《选集》第1卷，140页）

1940年9月26日，打算移民到美国的本雅明在法国‐西班牙边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造成这一悲剧的因素很多。盖世太保没收了他在巴黎的公寓，那里有他的藏书（其中&ldo;较重要的一半&rdo;是他设法从德国运来的）和许多手稿。他有理由为其他手稿担忧。其他手稿是在他从巴黎逃到未被德军占领的卢尔德前，通过乔治&iddot;巴塔耶存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的。（7）没有图书他怎么能生活？没有他大量摘引资料的手稿，他靠什么来谋生？另外，美国对他没有吸引力。正如他自己说的，那里的人可能会发现，除了把他当做&ldo;最后的欧洲人&rdo;送到各地展览外，他没有别的用途。但是导致本雅明自杀的直接因素是一个不寻常的厄运打击。由于法国维希政权与第三帝国达成停战协定，从希特勒德国逃出来的流亡者只要被视为政治反对派就很可能被遣送回德国。应该指出，这种流亡者定义从不包括非政治性的犹太人，但是后来的事态表明，他们的处境最危险。为了拯救这种流亡者，美国通过驻未被占领区的领事馆发放了一批紧急签证。由于社会研究所的努力，本雅明成为在马赛第一批获得这种签证的人之一。而且，他也很快获得了西班牙的过境签证。这就使他能够抵达里斯本，从那里登船。但是，他没有获得法国的出境签证。而法国政府急于取悦盖世太保，必然不会给德国流亡者这种必需的签证。一般来说，这不会造成太大的困难。因为徒步翻山抵达波特博，路程不长，也不太费力。当时大家都知道这条路线，而且知道那里没有法国边境警察。但是，本雅明显然因原来有心脏病（《书信集》第2卷，841页）而行走艰难，哪怕是很短的路程。他肯定已经筋疲力尽了。当他那个流亡者小组抵达西班牙小镇时才知道，就在当天西班牙关闭了边境。边境官员对马赛领事馆的签证根本不放在眼里。流亡者将在第二天沿同一路线被遣返回法国。夜里，本雅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边境官员对本雅明的自杀感到惊恐，允许他的同伴继续前往葡萄牙。几个星期后，对签证的禁令又取消了。只要早一天，本雅明就能顺利地通过。只要晚一天，在马赛就能知道暂时不能取道西班牙。只是在那个特殊的一天，灾难才可能发生。

二、黑暗时代

凡是活着的时候不能应付生活的人，就需要用一只手稍稍阻挡住他对自己命运的绝望……同时他要用另一只手记下他在废墟中看到的东西，因为他能看到与别人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和更多的东西；归根结底，他在一生中都是个死者，但却是真正的幸存者。

‐‐卡夫卡：《日记》，1921年10月

正如一个在沉船残骸上漂流的人努力爬到正在破裂的桅杆顶端。但是从那里他还有可能发出信号，或许能够得到拯救。

‐‐本雅明致朔勒姆的信，1931年4月17日

一个时代往往会把自己的烙印最清晰地打在那些受其影响最小的、最远离它、因而受苦最多的人身上。普鲁斯特、卡夫卡和卡尔&iddot;克劳斯都是如此，本雅明也是如此。他倾听和交谈时托着下巴的姿态，他走路的方式，他的举止，尤其是他说话的风格，包括斟酌词句的方式，他极其独特的品味，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十分老派的。尽管他已从19世纪进入到20世纪，但却像是被潮水抛到一个陌生大陆的海岸。他在20世纪的德国是否曾经感到过自在呢？人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1913年，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他第一次到法国旅行，几天以后他就觉得巴黎的街道比柏林的街道&ldo;几乎更有家园感&rdo;（《书信集》第l卷，56页）。那时他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而20年后他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从柏林到巴黎几乎是一次时间旅行‐‐不是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而是从20世纪返回到19世纪。这里有一个杰出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决定了19世纪的欧洲，由于他们的缘故，奥斯曼改造了巴黎这个&ldo;19世纪的首都&rdo;。诚然，这个巴黎还不是世界性的首都，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欧洲的首都。因此，从上个世纪中期起，它极其自然地成为无家可归者的第二家园。不论巴黎市民的排外情绪多么明显，也不论当地警察是多么的刁难，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特点。本雅明在流亡以前早就知道&ldo;如果你与法国人的关系能达到同他交谈一刻钟以上的时间，那是极其罕见的&rdo;（《书信集》第1卷，445页）。后来当他作为一个流亡者蛰居巴黎时，他的高傲气质使他很难把少数礼尚往来的熟人（其中最主要的是纪德）发展成亲密的朋友，同时使他很难建立新的联系。（最近我们才听说，沃纳&iddot;克拉夫特带着他去见夏尔&iddot;杜博。后者因对德国文学的喜爱而成为帮助德国移民的一个关键人物。克拉夫特居然比本雅明有更多的社会联系。这多具有讽刺意味！（8））彼埃尔&iddot;米萨克对本雅明的著作和书信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献的评论颇有见地。他指出，由于本雅明在法国没有得到应有的&ldo;接受&rdo;，所以他必然会受到很大的苦头。（9）的确如此，但奇迹是不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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