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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1页）

1938年9月17日

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有电来贺。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42]

注释：

[1]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内见面之前，傅斯年与李济并未谋面，据李济之子李光谟推断，傅决定聘李大概得益于李四光（字仲揆）的举荐，因李四光当时正奉命筹备中央研究院地质所，李济是院聘筹备委员，自然熟悉。李光谟所言大体不差，这个推理从1928年傅写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三人的信中可找到证据。信中说：&ldo;李仲揆盛赞李济之，我见其教史禄国文，实在甚好。我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如他兴趣在人类学，亦好。&rdo;

（《傅斯年全集》，第七卷

，欧阳哲生编）至此，原清华国学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皆归到傅斯年旗下，傅氏成了众人瞩目的大师之林中的盟主。但作为傅斯年本人，游历欧洲七年，却什么学位帽子也没有弄到，既不是硕士，更不是博士。对此，胡适有一段时间不理解并对傅的&ldo;不争气&rdo;表示过不满，但傅却表现得很坦然，他与陈寅恪都表示为追求知识而读书，不是为追求学位而学习。尽管如此，没有博士学位总是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不屑，后来有人提出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会什么，凭什么当所长？等等，其实就是对他没拿到博士学位的一种嘲讽。

[2]《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3]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新学术之路》（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

[4]《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原信未署年代，编者据函中内容推断为民国十八年（1929），不确，应为1928年。信中涉李济、杨振声等人。李于1929年春已赴安阳发掘，杨于1929年夏，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到青岛参加筹备议并筹建青岛大学，已离开清华。

[5]《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7]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载《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8]胡适《〈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作于1952年12月10日，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初版。

[9]

《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文中所提到的罗振玉（1865－1940），浙江上虞人，古文字与古器物学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携王国维等及家人避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归国，住天津。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ldo;敦煌经籍辑存会&rdo;。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ldo;九

一八&rdo;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1937年退休后，死于旅顺。

在政治立场上，罗氏由保守逐渐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历史罪人。但他在艰难困境中仍把保存和流传古代文化遗产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整理金石文字、抢救清宫大库档案及敦煌文物、校斟善本古籍、流传名家著述、搜集和考释甲骨文字、研究敦煌文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罗氏对甲骨文的研究和甲骨学的创建，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影响。由于他与王国维在这一学术领域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被学术界称为&ldo;罗王之学&rdo;。后来由于董作宾、郭沫若的加入，甲骨学界遂有了&ldo;四堂&rdo;之说，即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号鼎堂）。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世凯统计，从1904年至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之前，有姓名可考且知道甲骨文下落流向的私人挖掘就有9次之多，所得甲骨文除一部分由国内学者收藏外，许多都流失到国外。另据胡厚宣统计，殷墟科学发掘前，外国人收购的有字甲骨约5万5千多片。（孟世凯《百年出土甲骨文述要》；《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由此可见罗振玉等人当时对殷墟甲骨文被挖掘一空的猜测与说法并非凭空想象。

[10]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结》，载《安阳发掘报告》，1933年4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

[11、16]《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序言》，转引《敦煌考古漫记》，见《夏鼐文集》卷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28]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14]

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1929年后，马氏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7月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934年4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另，关于安阳发掘是选李济还是马衡的问题，除张光直所言，还有另外一个插曲。那就是在此前的1926年6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与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结盟，成为东方考古学协会。但这一协会在成立之后，就学术路数与研究方向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竟不了了之。这一分歧最终导致北大考古学派的衰落与清华学派的崛起。据对这一协会作过专题研究的桑兵说：&ldo;中日双方在东方考古学协会内部的分歧，最终还是削弱了日本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力，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成就和影响反而不及清华研究院。日方重视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原因之一，是后者（南按：当为前者）在北京的考古学机关中具有官学至尊的地位，看重政府行为的日本学者认为是对华施加影响的有力支撑。与此相对，他们视美国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的考古学机构为&lso;私学&rso;的代表。清华研究院以人类学讲师李济担任主席。凭借较多的资金以及和美国考古学家的有效合作，清华研究院的考古学稳步发展，成效明显，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台柱。该所成立时，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的马衡，曾主动提出想参加考古组，但遭到傅斯年的拒绝。在傅心目中，志同道合的理想人选是从事新兴考古学的李济而非金石学家马衡。&rdo;参见《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桑兵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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