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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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第1页）

这仅仅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17世纪90年代末，欧洲九年战争结束后，印度的一些城镇被从荷兰人手中转交给法国人；二十年后欧洲列强的一次更加激烈的交战，使得加勒比群岛在英法之间易手；西班牙王位争议尘埃落定后，英法两国又相互交换了北美洲的殖民地。

通过联姻同样能获得大片领土、战略要地或大型城市。当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布拉甘扎（cathereofbraganza）在17世纪60年代嫁给英王查理二世时，她的嫁妆之一就是孟买。该市的葡萄牙市长准确地预见到，这一慷慨的行为意味着葡萄牙在印度统治的终结。欧洲各国寝宫里的动静、宫殿走廊里关于未来新娘的私下猜测，或者朝三暮四的统治者的故意冷落，都会对几千英里之外的地区产生影响。

在某种层面上，这些阴谋对东方人而言毫无意义，他们不关心是荷兰、英国、法国或其他国家占了上风。事实上，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似乎只会为他们带来越来越丰厚的利益。在整个17世纪，彼此竞争的欧洲各国都向莫卧儿帝国、中国和日本派出了使节，以博取这些东方统治者的欢心，巩固既得利益，争取新的贸易特权。这还提升了中介人的重要性，比如古吉拉特的一位港口官员莫卡拉布?汗（uqarrabkhan），他曾向17世纪初的印度国王贾汗吉尔（jahāngir）行贿。当然，这些中间人也从中捞取了不少钱财，以莫卡拉布?汗为例，他在1610年购买的货物包括阿拉伯马、非洲奴隶和其他奢侈品，仅仅办理海关手续就花了两个月。

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英国人在亚洲秉持的行事准则是&ldo;每件事、每个人都有其价格&rdo;。这导致了没有节制的馈赠，以及对那些贪婪受贿者的抗议。例如，莫卧儿国王贾汗吉尔有个奇特的收礼癖好：未成年的大象，还有渡渡鸟。人们这样评价他：&ldo;有着一颗贪得无厌的心，从来不知满足。就像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钱包，拥有得越多就越贪婪。&rdo;

17世纪60年代，在失去台湾后不久，荷兰人带着马车、盔甲、珠宝、纺织品和眼镜来到北京，试图博取中国皇帝的好感。另一份于1711年前往拉合尔的荷兰代表团的礼单，以及一组描绘使团向北行进途中在乌代普尔（udaipur）接受招待的图画显示出，荷兰人为奉承当地人、争取合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带来的礼物包括日本的漆器、锡兰大象、波斯马、荷兰殖民地的香料，以及来自欧洲的货物：大炮、望远镜、六分仪和显微镜。不过这些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荷兰使团提出的续签贸易特权的要求仍旧被搁置了。

欧洲冲突的影响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会波及东方。基本上，来此交易的商人越多、他们乘坐的船只越大，这意味着有越多的礼物、更多的酬金和更大贸易额。事实上，莫卧儿国王阿克巴、沙?贾汗和奥朗则布（awrangzib，1658‐1707年在位）都热衷于在其生日时将自己与珠宝、贵重金属和其他财宝一起称重，直到天平两边平衡‐‐难怪他们没有动力保持苗条的身材。

对中间人也同样需要送礼打点。他们索取钱财以&ldo;护送&rdo;旅者和商人到达目的地，而那些不愿遵守规矩、拒绝掏钱的人则会麻烦不断。1654年，在拉杰马哈尔（rajahal）被没收货物的英国商人除了贿赂长官和他的手下外别无他法‐‐就像荷兰人一直被迫做的那样。莫卧儿国王知道外国人的抱怨，有时他也惩罚那些做得过分的人：据说，曾经有一个被指控有失公正的人被押到国王面前，然后被眼镜蛇咬了一口；在另外一个案例中，一个门卫遭受了鞭刑，因为一位音乐家控诉他在出宫时不得不将国王的部分赏赐交给此人。

16世纪初以来，伴随着资本的大量注入，印度的艺术、建筑和文化也开始走向繁荣。资金还不断向中亚渗透，一方面是因为奥朗则布等统治者为了维持和平关系而向北方贡献了大量的礼金，另一方面则是草原游牧民大规模出售马匹的结果。印度北方市场上每年交易的马匹数量多达十万，而且一些血统纯正的马还能够卖出天价。数量更多的牲畜被卖给来自波斯、中国和俄罗斯的商人，使得越来越多的财富流入中亚地区。像浩罕（khokand，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城市迅速繁荣起来，据记载，当时那里能够买到质量上佳的大黄、茶叶、瓷器和丝绸，而且价格低廉、货源充足。

尽管欧洲的贸易大幅兴起，但遍布亚洲屋脊的贸易网络仍然十分活跃。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显示，每年都有数万头骆驼途经中亚的古老路线将织物从印度运到波斯。英国、法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文献资料同样提供了有关当时绵延不断的陆上贸易的信息，并对17世纪和18世纪的贸易规模做出了描述：中亚的旅人不断谈及市场上出售的大量货物、要卖到喀布尔等地的数量惊人的马匹，以及&ldo;繁华的贸易中心&rdo;；这里汇聚了来自亚洲各地的商队，交易着纺织品、芳香植物根茎、精制糖以及其他各种奢侈品。在这些陆上贸易中，少数民族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凭借着相同的习俗、家庭纽带以及建立远距离信用体系的能力，他们的存在让商业贸易变得更加顺利。在过去，扮演这一角色的是粟特人，现在则是犹太人以及更为重要的亚美尼亚人。

水面之下，暗流汹涌。欧洲对亚洲的态度正逐渐强硬，他们不再将亚洲视为充满奇异植物和财富的仙境，而是一个和新世界一样软弱可欺的地方。罗伯特?奥姆（robertor）的观点在18世纪是一个典型。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首位官方历史学家，奥姆写了一篇名为《论印度斯坦居民的柔弱》的文章，显示出当时的英国人有多么冷酷。他们对自身的权益充满了信心，对亚洲的态度也从获利的兴奋转向了野蛮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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