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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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第1页）

罗萨琳达没有回答，只是皱着眉头紧盯着他，等着他说下去。莱昂很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他一定以为他的这番张罗会得到非常热情的回&ldo;你们也知道那些记者，不是吗?他们就像食腐的鸟儿一样，时刻都在等着得到点儿什么。&rdo;

罗萨琳达思索了几秒钟才接过话茬。

&ldo;不只是他们，莱昂，不是只有他们是这样。&rdo;她的话里隐隐带着一丝尖刻，&ldo;不管怎么样，帮我联系上他，让我们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rdo;

我在椅子上变换着姿势，试图掩饰自己的紧张，然后又擤了擤鼻子。其间这个大腹便便、说话像机关枪一样的英国人拨通电话，让接线员接伦敦。我们等了很久，秘书送上咖啡，罗萨琳达的心情好了起来，马尔丁也松了口气。电话终于通了。谈话进行了不到三分钟，她说的是英语，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是我听出来她的语气严肃而尖锐。

&ldo;好了。&rdo;结束的时候她简单地说。于是我们向行长告辞，感谢他的帮助，接着又经过了那个忙忙碌碌长得像鹤一样的秘书。

&ldo;他想要什么?&rdo;我一出办公室就焦急地问。

&ldo;abitofblackail我不知道西班牙语怎么说。就是一个人说他会为你做一件事，但你也得做些什么作为交换。&rdo;

&ldo;敲诈!&rdo;我说。

&ldo;敲‐‐诈‐‐&rdo;她用极其糟糕的发音重复着，有点太生硬了。

&ldo;什么样的敲诈?&rdo;

&ldo;对胡安•路易斯的独家专访，还有几个星期内在得土安参与社交生活的特权。作为交换，他承诺会帮我们联系上要找的那个在马德里的人。&rdo;

在提出问题之前我咽了下口水。我真的很担心她会说，想要对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的最高长官强加什么条件，没门!更何况对方是一个陌生的投机记者，而接受帮助的只是一个卑微的裁缝。

&ldo;那你怎么跟他说的?&rdo;我终于壮着胆子问道。

她耸了耸肩，做出一个还能怎么办的表情。

&ldo;我让他给我发一封海底电报，告诉我他预计到达丹吉尔的时间。&rdo;

马库斯•洛根到达的时候拖着一条伤腿，一边的耳朵几乎聋了，一个胳膊吊着绷带。所有的伤都在左侧身体上，那是当时离炮弹较近的一边。爆炸发生的时候他正在马德里报道国民军的一次进攻，差点儿把命丢掉。罗萨琳达替他安排好了一切，派了一辆公车在丹吉尔码头迎接，直接送到得土安的国家酒店。

我坐在酒店内院的一张竹椅上，周围都是花盆和阿拉伯风格的瓷砖。安着百叶窗的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萝，天花板上挂着巨大的阿拉伯式吊灯。四下里的交谈声和一个小喷泉的汩汩水声陪伴着我一起等待。

当落日的最后一丝余晖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时，罗萨琳达到了。十分钟以后那个记者也到了。这些天来我的脑子里一直萦绕着一个唐突、粗暴的男人形象，他尖酸刻薄，脾气暴躁，为了换取自己的利益，不管谁站在面前，都会凶神恶煞地把人吓倒。但是我错了。就像每次通过一个简单的行为或者几句话就给一个人定性，但每次都会弄错一样，我又错了，第一眼看到他时我就知道。这位敲诈我们的记者穿过内院的拱门走进来，领带结已经松了，浅色的亚麻西装也皱皱巴巴的。

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们。只需用目光扫一眼庭院，就能发现我们是唯•-一对落单的年轻女子，一个是金发碧眼，明显的外国人，另一个是23

深色皮肤，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我们之前一直没打算站起来迎接他，心里暗暗准备着战斧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来客是那种最令人不快的类型呢?直到发现完全没必要草木皆兵，因为在那个非洲的夏日黄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马库斯•洛根完全没有让人觉得恐惧。他很高，看上去大约三十岁，栗色的头发有些凌乱，拄着一根竹拐杖一瘸一拐地朝我们走来，左半边脸上布满了伤痕和淤血。凭他的外貌已经没有办法推断在那场差点儿令他丧命的不幸事件发生之前，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他只不过是一具被病痛折磨的躯体，在糟糕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用最礼貌的方式向我们问好，接着就跌坐在椅子上，徒劳地掩饰着身体的疼痛以及这趟长途旅行带来的疲惫。

&ldo;我想你们就是福克斯太太和西罗嘉小姐。&rdo;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ldo;是的。&rdo;罗萨琳达也用英语回答，&ldo;很高兴见到您，洛根先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我们应该用西班牙语交谈，否则我的朋友恐怕没有办法加入谈话。&rdo;

&ldo;哦，当然可以，对不起!&rdo;他用非常流利的西班牙语对我说。

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恶棍流氓，只是一个努力向上的职业人士，当机遇从天而降的时候能敏锐地察觉到并抓住不放。其实罗萨琳达也是这样，我也是，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他并没有直接向罗萨琳达求证她承诺的事情是否能兑现，在切人正题之前，先向我们出示了他的证件和介绍信。他在一家英国通讯社工作，被委派报道西班牙内战，发布关于内战双方的消息。虽然驻地在马德里，但是常年奔波各地，直到意外发生。当时他被紧急送往马德里的一家医院，并立即做了手术，之后一有条件马上被遣送回了伦敦。在伦敦的皇家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一直卧床不起，行动不便，忍受着疼痛和各种治疗，热切地渴望回到以前那种充实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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