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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在该书第一章&ldo;海权要素的探讨&rdo;里，马汉从资本主义&ldo;商业（即商品输出）立国&rdo;出发，认为海军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护&ldo;商业&rdo;，即保护资本主义商品输出。因此，他主张发展殖民地和海上战略据点，认为这具有&ldo;商业&rdo;和军事的双重意义。他将国内产品（即资本主义商品）‐‐海洋运输‐‐殖民地这三者归结为海权的三大重要环节，提出海上力量（海军、商船队）、殖民地与海上基地、海上交通线是国家海权的构成要素。马汉认为影响国家海权的基本条件有六个，它们是：（1）地理位置；（2）自然结构；（3）领土范围；（4）人口；（5）民族特点；（6）政府的特点和政策。

该书出版以后，西方评论界认为，该书的绪论与第一章，即约占全部文字六分之一的部分，是涉及国家战略、国家政策的部分；而且，他们认为，从马汉在这一部分中的概括性论断中，可以看出马汉在政治立场上已经成为一个强硬的帝国主义者。该书的第二章至第十四章，约占全部文字的六分之五。评论界认为这些文字&ldo;是直接讲述历史，并侧重讲述海上战争史，企图为海权在历史上所起的&lso;支配作用&rso;，提供使人们理解的资料&rdo;。在这些章节里，马汉综述以下战争，并着重综述海上战争，这就是：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法国、丹麦于1666年2月与荷兰结成同盟，共同对英作战）；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英国与法国组成联合舰队对荷兰作战）；1688-1697年奥格斯堡联盟战争（法国支援被英国国会废黜的英王詹姆斯二世而引发的英法海上战争）；1701-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8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15-1739年英国西班牙战争；1740-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英国与法国西班牙海上战争）；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英国与法国西班牙海上战争）；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海战；1779-1782年英国与法国西班牙海上战争等等；并在第十四章中，专门对1778年的海战进行评述，认为当时的海上强国‐‐英国，所以能够称霸于海洋，是依靠它实际拥有的和潜在的&ldo;强大的海上力量&rdo;，依靠它的海上&ldo;贸易&rdo;（即商品与鸦片输出）和海上&ldo;武装运输队&rdo;，依靠它的海外殖民地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军站（海军基地）；马汉还认为：&ldo;这些国内外据点的联合及其间的交通线，可称之为总的军事形势的战略特点&rdo;，&ldo;作为海上交通线卫士的海军，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rdo;

海权，是一个战略范畴，是国家海洋战略与海军战略的核心与基础。海权，是在古代随着海上武装力量在海上战场的武装斗争的发生、发展而萌生并逐步形成与发展的一个战略概念，是海上战争实践的产物，而不是任何人的头脑的天赋创造。海权的实质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在全局上对海洋上的控制权力。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集团，都可以运用这一战略范畴去进行海洋上的竞争与斗争；而它们在运用这一战略范畴时，都不可避免赋予这一战略范畴以不同的形态与内容，从而使之形成具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集团的历史时代特征与阶级属性的海权理论。

马汉，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垄断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维护者，通过对古代、重点是17世纪60年代至18世纪80年代海上战争史的研究而提出的海权理论，在形态与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具有其阶级的和时代的特征与属性。这一特征与属性，突出的表现就是，同广大殖民地的、被侵略的、被掠夺的民族与国家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正义斗争，处于完全对立的立场上。这是对海权的历史扭曲。这一扭曲，甚至使海权这一战略范畴中所包涵的与海上战争实践相符合的规律性的科学相形见绌，以致使人们误以为海权完全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战略范畴，而被忽视或摒弃。这种历史的扭曲，必将在新的世纪里，在民族的、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中得到矫正。

1996423

前言

艾尔弗雷德&iddot;塞耶&iddot;马汉[美国]

[出自《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890

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认真地研究欧洲和美洲的通史，研究有关海权对欧洲和美洲历史发展的影响。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对海上情况知之甚少，他们有时对海洋既没有特殊的兴趣，又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往往忽略了海上力量对重大事件的深远影响，他们有时对海权发展的总趋势还比较了解，但是对特定场合下海权的作用却不甚了解。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使用海洋和控制海洋，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能够找出并且能够说明海权在一种特定场合下的确切意义，却是比较困难的。然而，除非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否则只一般泛泛地承认海权的重要性，那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也是不实际的；因为这种承认，不是象本来应做的那样，即不是依赖于搜集一些特殊的事例，通过对这些特殊事例所处特定时期的环境分析，明确地说明了海权的确切作用。

我们可以举两位英国作家轻视海上力量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作为例证。看起来这两个例子让人很难理解，因为英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其强大更多地应归功于海洋。一位英国作家阿诺德在他所著的《罗马史》中写道：&ldo;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两次，独特的天才人物与一个大国的各种资源和组织机构进行斗争。但是，每一次都是大国获胜。一次是汉尼拔[译者注：汉尼拔（公元前247-183）迦太基统帅。]与罗马斗争了17年；另一次是拿破仑与英国斗争了16年。汉尼拔的斗争是在扎马结束的；拿破仑的斗争是在滑铁卢告终的。&rdo;另一位英国作家爱德华&iddot;克里西爵士在引用《罗马史》这本著作时，补充说道：&ldo;但是对两次斗争中的相似点，几乎都没有进行足够的、详尽的研究。这就是最后打败强大的迦太基的罗马将军西庇阿[译者注：西庇阿（公元前236-前183），古罗马统帅。]，和最后彻底推翻法国皇帝的英国将军威灵顿是异常相似的人物。他们都担任高级重要指挥者多年，但是他们都远离战争的主要战场。他们各自最重要的戎马生涯都是在同一个国家‐‐西班牙度过的。正是在西班牙，西庇阿同威灵顿一样，在反对主要的斗士和征服者本人之前，连续不断地遭遇和打败了几乎所有的敌军处于次要地位的将军。西庇阿和威灵顿都在使他们的同胞在遭受一系列败北之后，重新对战争恢复了信心，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完全彻底地打败了所选中的敌军指挥官和所选中的有战斗经验的敌军之后，才结束了一场长期的和危险的战争。&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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