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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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辛亥鼎革，他在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时担任过秘书，随后出任过平阳县知事、宁波鄞县知事，至1917年辞职回乡。鳌江沿江靠海，南麂列岛远离陆地，他早在1905年就作过深人调查，有意开发，次年因平阳、瑞安为此岛归属之争而萌生了开发南麂的念头。1912年8月他集资2万，创办&ldo;南麂渔佃公司&rdo;，招募渔民垦殖。岛上当时只有数十人定居，经20多年经营，人口上万，独自成乡。1918年起他在鳌江办的厂、窑、钱庄相继失败，1924年他责成儿子王文川开设祖辈老字号王广源商号，先后开辟鳌江到上海、大连、营口、汕头、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航线，兴建轮船码头和堆栈。在他们父子的推动下，一个昔日的渔村出现银行、电报局、电话局、电灯厂和医院等，成为浙南一个繁华的现代市镇，呼吸到现代文明的空气，俨然&ldo;小南通&rdo;。这一切在1940年春天都被日本飞机炸毁，父子两代经营十几年的事业也全部化为灰烬。生当清末民初，时代急剧转型之际，王理孚喜欢读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家藏有159种期刊，他对章士钊评价尤高，认为&ldo;其识见之透辟，与文字之谨严，直欲驾梁氏任公而上之&rdo;。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他并不陌生。然而，读《王理孚集》，他一生的精神生活基本上就是作旧体诗，这一点，包括张謇那些开一时风气的人无不如此，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来说，诗还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在事业上已转向近代。他们的精神生活仍摆脱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那种方式。他因开发南麂。自称&ldo;海外虬髯&rdo;，取号&ldo;海髯&rdo;，人称&ldo;海髯先生&rdo;，所以他的诗集就叫《海髯诗》，其中好诗佳句不少，我特别喜欢他早年的诗句：成群雁鹜嬉春水，无语江山对夕阳。他生活的时代，旧文明虽已夕阳西下，他至少还可以有所作为。他殁于1950年初，在他身后，才真正是江山无语。连夕阳也不再依旧。

几个1893年生人

那一年，表面看起来似乎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如果不是因为那一年出生的一个男婴。这个年份可能不会被人一再提及。确实，那一年有如许多平常的年份一样，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编年史上很容易被忽略。历史之所以最终记住那个年份，今天看来也许是因为毛泽东，其实在历史轨道上刻下了自己印痕的1893年生人，并非只他一个，比如历史学家、中国青年党&ldo;曾、左、李&rdo;三巨头之一的左舜生。而我更重视的是这两个1893年生人：实业家卢作孚，以及被誉为&ldo;最后一个＄儒&rdo;的梁漱溟。这些名字一个个听来如雷贯耳，几个同龄人的信仰或许有别，人生的道路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都深怀救世之心。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知行合一、坚毅执着的人格特质，他们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理想的实践精神。他们圣徒般纯洁的心灵。

他们出生的1893年虽然平淡无奇，但第二年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甲午战争，泱泱大国被一衣带水的邻邦岛国轻而易举地击败，又是赔款又是割地，这种耻辱、这种痛苦是半个多世纪前的鸦片战争都没有过的。他们5岁赶上戊戌变法，7岁遇到八国联军进京，他们的幼年、少年是在忧患和动荡中度过的，到他们18岁辛亥革命来了，新的民国破土而出。1893年生人仿佛天生就有一种&ldo;舍我其谁&rdo;的豪情，他们生来就注定要和一个大时代共同呼吸，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卷入创造历史的行列，丝毫也不值得惊讶，只能说他们生逢其时。

卢作孚只有小学学历，被叫作&ldo;小学博士&rdo;；梁漱溟也只读过高中，被蔡元培发现，年纪轻轻就登上北大讲台。两个同龄人最初互不相识，他们的事业却有相通之处，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在西南、山东分别开始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建设，他们的方式都是选定一个实验点，按自己的理想埋头苦干，重塑社会。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等地，致力于乡村建设；卢作孚把重庆北碚从一个盗匪出人的破败乡村建成了一个文明的模范市镇。他们追求的方向一致，那就是人的现代化。他们都是志存高远的理想主义者，都属于脚踏实地的实干者，他们在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年龄忠实地奉行&ldo;小处着手，大处着眼&rdo;的准则，不以事小而勿为，不因路长而气馁。如果不是强寇人境，风云变幻，谁敢说他们的路一定走不通？当胡适在思想上提倡渐进，一点一点地积累时，他们已经在行动，在实践了。他们之间相互欣赏、相互砥砺、相互扶持，也许是嗅到了各自身上相似的气息。

一部曲曲弯弯的中国史，缺乏的从来不是和珅那样在帝王制度中玩得游刃有余的贪婪者，不是陈胜、吴广式的揭竿而起者，换句话，历朝历代，我们缺的都不是有高智商的消耗者，不是有巨大破坏力的破坏者。自古以来，破坏易，建设难，我们历史上最难产的就是建设性的人物。在大变动时代，即我们通常说的乱世当中，更是破坏性人物呼风唤雨的大好时机，如果因缘际会，能击败其他形形色色的对手，这样的破坏性人物很可能乘胜崛起，宰割天下，重造山河，其结果就是进入新一轮的治乱循环，历史于是永远绕圆圈，在原地打转。在乱哄哄的局面中，几个手无寸铁的1893年生人，居然差不多同时把目光转向脚踏实地的乡村建设，试图独立走出一条历史的新路，这样的建设者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尽管他们的事业早已被时代的大变动所打断，煙没在历史的夹缝中，但他们对建设的热忱，他们建设性的思路，留下的又岂止是感喟。成败真的能论英雄吗？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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