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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2章（第1页）

沈括还参与了王安石新法的系列活动，汴河水利就是沈括负责的项目之一，他通过实地考察，从治汴的历史和现状出发，说明了治汴工程的必要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变法。此外，他还在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兼提举该路保甲时，就兴修防御设施、推行保甲法等问题提出过三十一项建议。沈括在熙宁七年九月受命兼管军器监，在近两年时间里，军器监生产的兵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提高，还重订了《九军阵法》，编成《修城法式条约》等。

沈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博闻强识，对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方面无所不通。他的著作很多，今存《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苏沈良方》以及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原有四十一卷，仅存十九卷）等。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将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形式写下的不朽著作，现存《梦溪笔谈》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十七门，分类系事，考辨精邃，共有六百零九条。它不仅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而且是一部科技史资料汇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在史学、文学方面有何重要贡献司马光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在史学上的突出贡献，是编写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三百多万字，共分二百九十四卷，考异目录各三十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后代五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跨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它网罗了众家之长，包括正史、别史、杂史三百多种，取材的广泛性是任何一部史书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但记载了政治史，还涉及到了经济、文化、天文等等，史料翔实，叙事客观准确，文字朴实生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书的编纂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开始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结束，历时十九年，可以说凝聚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在司马光领导下集体编写而成的。早在熙宁三年（1070）他还在京城时，就举荐了范祖禹同修；后来他退居洛阳，又聘请了刘恕、刘攽参预此事。他们分工合作，草拟初稿，最后由司马光定夺成篇。在编纂之前，他们还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就是先作从目，然后修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勒定成书。这样的修史方法，既保证了全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保证了它在政治观点上的一致性。

修撰这样一部巨著，作为主编，工作量本来就大，加上司马光为人又谨慎细致，精益求精，因此工作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到了五更初，挑灯再干。相传，为了提醒自己不要贪睡，他专门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取名&ldo;警枕&rdo;，入睡后只要稍稍一动，&ldo;警枕&rdo;就会翻滚，人也马上就醒了。他用这种方法提醒自己要珍惜每一寸时光，经过十几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勤奋工作，他们终于在元丰七年十一月完成了这部巨著，这时的司马光已经累得发白齿落，完全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了。

司马光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的散文不事华藻、朴素通畅却能够寓情于辞、言之有物；诗歌则平实流畅，通俗易懂，也能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实。

为什么说吕公着是&ldo;守成之良相&rdo;

吕公着（1018～10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吕蒙正、父亲吕夷简都官至宰相。吕公着从小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所以父亲吕夷简大胆预言公着&ldo;他日必为公辅&rdo;。他通判颍州（今安徽富阳）时，得到了欧阳修的器重，不仅与他结为讲学之友，还向朝廷推荐他和王安石一起担任了谏官。后来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他中国有哪些有学行的士人，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吕公着。仁宗也对吕公着的恬退精神非常赞赏，任命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即位后，又加龙图阁直学士。后来英宗要追崇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有人就建议称&ldo;皇伯考&rdo;，吕公着进言表示反对，但是英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又贬斥了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吕诲等人。吕公着一气之下，坚决请求外放，英宗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南）。

神宗熙宁初年，吕公着知开封府。夏秋时节，大雨成灾，京城又发生了地震。他借机上疏，提醒神宗要提高警惕，认为只有君臣上下一心，才可以消除灾害；作为君主不能偏信独断、不能以先人之语为主，这样才能远离小人。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他极力反对；后来神宗要任用吕惠卿为御史，他又对神宗说：&ldo;吕惠卿确实有才，可是他是一个奸邪小人，这样的人怎么可以重用呢？&rdo;王安石本就生他的气，这次火上浇油，于是很快就把他贬到颍州。元丰八年（1085）三月，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派使臣迎接吕公着回朝。他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注意修德以安定百姓，而修德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要办的是&ldo;学&rdo;，有十件事最为重要，即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又请求增加谏官，广开言路。终于在元祐元年（1068），他升任宰相，与司马光一起辅政，废除新法。司马光去世后，他继续推行司马光的政策，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可专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出题也不准涉及佛学内容，并恢复了贤良方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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