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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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道光二十八年耆英调离广东，由原任广东巡抚的徐广缙升任两广总督。英国人要求按照预定两年的期限在道光二十九年三月（1849年4月）实现进城的&ot;权利&ot;。这个消息传出来后，广州城内群众的反英情绪又一次掀起高潮。徐广缙感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对于群众仍然既说服不了又压服不了。他说：&ot;广东民情剽悍，民夷实有不解之仇是以提及进城，无不立动公愤，群思食肉寝皮，纵以至诚劝说，断难望其曲从&ot;2。这时，地方绅士许祥光等人起来号召城市居民组织自卫。徐广缙这样说：&ot;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伴，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同筹备经费，置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ot;。&ot;均归晓事之人分别管带，约束严肃&ot;1。虽是这样，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等人认为还不能保证掌握局势，如果容许外国人进城，仍然难免有匪徒&ot;乘机煽惑&ot;。他们认为&ot;外患固属堪虞，内变尤为可虑，措置稍有未协&ot;，就有&ot;众民解体&ot;的危险2。虽然道光皇帝这时表示不妨让外国人进城一次，但徐广缙等在仔细考虑后，认为还是不能这样办。他们采取的办法仍然是用&ot;民情未洽，众怒难犯&ot;的理由来婉言拒绝英国人的要求，并且由绅士们写信给英国公使，用&ot;民情汹汹，势将激变，于贵国大为不利，于粤民亦不聊生，两败俱伤，隐忧殊切&ot;这类话进行&ot;劝导&ot;3。

由于徐广缙采取这种办法，果然英国人又一次放弃了入城的要求。徐广缙等人没有想到能这样轻易地解决问题，他们报告皇帝说：&ldo;何以此次官民一气，兵勇齐心，锋刃未交，梗顽顿解，亦非臣等意料所及&rdo;4。道光皇帝也&ldo;龙心大悦&rdo;，对徐广缙等官员和许祥光等绅士给了优厚的褒奖。他们都以为，这样利用了一次人民群众的声势，就造成了&ldo;官民一气&rdo;的局面，并使得蛮横的洋人不得不让步。他们陶醉于轻易的&ldo;胜利&rdo;中。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总结战争的教训，实行民族的自卫，所以在面对外来侵略的时候，并没有做到什么&ldo;官民一气&rdo;。英国侵略者这时只是暂时回避一下和人民群众的直接冲突，同时还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凶恶的警告，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行动作准备。

（二）五口通商和买办阶级的产生

鸦片战争后，对外正式开放了五个港口，不平等条约赋予外国商人以许多有利条件。战后最初的若干年头里，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如下：

首先，鸦片仍然源源不绝地输入中国。在拟定南京条约时，英国方面曾表示希望中国宣布鸦片可以依法征税输入，也就是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官员拒绝这样做。战后，以英国人为首的外国鸦片贩子更加无所忌惮地贩运鸦片，成了公开的走私。在鸦片战争结束的那一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有三万三千箱鸦片输入中国，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增加到五万三千箱，售价约在三千万元以上，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鸦片贸易终于被认为合法的贸易，那年进口的鸦片达七万八千箱之多。

在这十几年内，外国商人仍然是靠这种非法的毒品输入来抵消他们对中国的正常的贸易上的逆差。

战后，外国商人从中国买去的主要商品仍然是茶和丝。它们的出口额增加得很快。茶的出口，1843年（由广州一口）大致是一千三百多万斤，1844年（由广州和上海两口）是五千三百万斤，1850年（由广州和上海两口）是五千八百万斤，1855年（由上海、广州、福州三口）是八千四百万斤。这十二年间，增加了五倍多。丝的出口，1843年不到二千包，1845年是一万三千包，1850年超过二万包，1855年五万六千多包。十二年增加了二十多倍。

外国资产阶级在廉价搜刮中国的农产品的同时，也要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工业产品的市场。但这方面，他们没有能很快得到成功。拿英国来说，它在战前的1836年输入中国的除鸦片以外的货物总值是一百三十万英镑。战后从1843年到1855年这十三年中，只有少数的年份超过二百万镑（1844年，二百三十万镑，1845年，二百四十万镑，1851年，二百二十万镑，1852年，这是最高的一年，二百五十万镑），其余都保持在一百五十万镑左右，有的年份还低于一百三十万镑。就拿最高年份的二百五十万镑来说，按当时比价，约合银元一千一百多万元。可是那时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三千万元以上！可见鸦片在贸易中的地位。

外国资产阶级本来以为只要打破了中国的&ldo;顽固&rdo;的政府的封锁，中国就能成为他们工业产品的最广阔的市场。他们没有料到中国的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相结合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对于工业品有这样顽强的抵抗能力。贪婪的西方资产阶级对这种情形是不甘心的。他们毕竟已经用武力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已经在中国取得了优越的地位。实际上，当他们在咀嚼着第一次战争的果实时，已经在准备着凭借既得的优越地位进行下一次的冲击了。终于在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期间，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那是我们要留到后面去谈的。

&ldo;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rd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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