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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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松柏微笑道：“再开瓶二锅头给你。”

李忠美滋滋地喝了饭店的名酒，澄澈的酒液盛在胎质凝滑白皙的瓷杯里，映着柔和的灯光，香醇的酒液甘甜绵长，他边喝边道：“我打算把铁柱这小子带过来的。”

“谁知他不肯来，嫌远。我跟你说，铁柱去年讨的婆娘，今年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和你那外甥铁头就差了一个月。”

贺松柏淡定地道：“难怪他不愿意来B市，来了弟妹肯定得要骂我。”

李忠说：“他虽然不来B市，但是他说他要去g市哩！还记得你以前谈的对象吗？”

“这小子多半是去找赵知青了，听说要跟她做生意。他以前就爱帮衬赵知青的生意，想当年她的甜点卤味在咱县里卖得那是一个走俏。”

贺松柏听到“赵知青”这三个字，沉默地喝了一大碗的酒。

“她吗……你肯定是听错了，她现在会过得很好，衣食无忧，用不着再像以前那样沾这种脏事，挣这份卖命钱。”

李忠虽然喝得有点醉了，但也自知戳中了贺松柏的伤疤，他打着哈哈赶紧转移话题。

“你这次让我来，打算干点啥事？”

贺松柏凑近了李忠，低声说了一段话。

李忠听着听着，眼睛射出精光来，跃跃欲试。

他说：“你敢干，我就敢跟！”

改革的步子越来越大，北方谈话结束不久，十二月份举国上下迎来了春天的第一响巨雷，它嘭地一声炸开了封尘了十年的华夏大地。会议内容有很多，贺松柏最关心的是它尝试对现有的计划经济做出调整改变，企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除了国有企业、集体产业，国家开始鼓励起非公有制的发展，这彻底地令人疯狂了！

李忠买到当天的报纸，一口气买了一百份跑到T大，一股脑地扔到贺松柏的面前。

他兴奋地跟贺松柏说道：“以后咱们这不叫投机倒把，叫私营企业了！”

“快快去研究研究，怎么申请注册！”

贺松柏抽出他早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报纸，他心潮澎湃难当，感觉像潜伏在阴暗的地里头的土拨鼠，头一次正大光明地钻了出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他再也不用体验那种时时刻刻被人勒着脖子的滋味了。

很快他发了电报，让乡下的姐夫赶紧给养猪场走正规的流程，注册商标。紧接着，他和李忠两个人成立了一个简陋的建材工厂。

十一届三中全会里有涉及城市建设的内容，身在建筑系的贺松柏瞄见了商机，他和李忠掏出了自己的积蓄在郊外建起了工厂，招揽了一大批B市的流动人口。说来也是尝到了政策的甜头，当地政府给予了很多的鼓励和帮助。

贺松柏顺利地注册了“香柏”这个商标。

李忠瞅见了它，暗地里默默摇头感叹，“何必。”

79年的春天，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的决定。那一天，对于贺松柏来说是特殊的一天，他感觉自己这辈子的好运气仿佛都用在了大学。好消息接二连三，令人雀跃令人欢喜。

但这无疑却是他在这几年听到过的最值得开心的喜事之一。令贺松柏有种如释重负、如沐春风的感觉。

这个帽子，曾经沉重得跟大山一般压得他不堪重负，夹起尾巴做人。连念个大学他都低调谨慎，从不与人交恶，唯恐错失了念书的良机。这让他不禁地想起了第一次谈对象的时候，因为成分问题而自卑自弃的自己，他不禁微笑起来。

很快他发电报告诉了乡下的老祖母，他几乎不用想都可以预见，老人家接到电报的时候那副老泪纵横的模样。

不过贺松柏的预想肯定是落空了，因为李阿婆早就从红星收音机里收听到了这个“摘帽”的新闻，当时老人家激动得热泪盈眶、年过古稀却还忍不住嚎啕大哭。接到孙子发电报的时候，李阿婆正被女婿背着，一家人给她逝去的先夫、爱子立墓碑，修葺墓穴。

贺家后的那个小山坡，耸着两个鼓包包，却从来没有墓碑，每到清明，土包上会压着几片白纸。今年终于立上了墓碑，清晰地刻下了主人的名讳，他们的墓志铭是阿婆熬了两宿亲自写的。

……

1980年的冬天，贺松柏是在忙碌的奔波中度过的，他请了学校的假去S市拓展业务。

贺松柏谈完了生意，掏出钱币和票来坐公车，他把脑袋靠在车窗外，闭目养神解酒气。

班车不知不觉驶到了终点站，他被售票员轰下了车。下了车的贺松柏漫无目的地走着，一阵冷风吹来，吹散了他浑身的酒气。他不知不觉之中走到了熟悉的巷道。

那条他曾经因为催债、挨家挨户敲门的小巷子，他撇过头朝着公车站奔去。兜兜转转，他走到了一家照相馆门前。

一个女孩拉着母亲的手，叽叽喳喳仿佛在讨论着什么，她转过头来看见了贺松柏，天真无邪地问：“你看，这个大哥哥不就是相片里的那个吗？”

贺松柏抬起眼，看见了他和赵兰香的照片。当时他们只拍了一张，这张明显是摄像师偷偷拍的。照片上的他青涩又严肃，而照片上的女人却低头嗅着香花，静静微笑。这张照片仿佛穿越了他的记忆，一下子戳得贺松柏心头难受。

他找来了店长问：“这张照片可以卖给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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