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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周镐于18日被冈村宁次的参谋小笠原中佐抓捕，南京指挥部亦被取缔。周镐后被转交戴笠关押审查。

周镐身陷囹圄，自忖何罪之有?由此对军统和国民党心怀怨恨，经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引导弃暗投明，后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光荣献身。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周镐之后，由一个叫任援道的以&ot;先遣军司令&ot;的名义维持南京&ot;治安&ot;。此公原身兼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苏浙皖绥靖主任及海军部长等重职。这次摇身一变亦有蒋介石侍从室&ot;奉谕特派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司令，负责京苏一带治安&ot;的密电。然而当今井武夫在芷江洽降时问起此人，得到的回答却是：&ot;任道援虽曾申请担任南京地区先遣军总司令，但未予批准。&ot;

南京还是日本人的天下。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日军《移让手续未完毕前日军仍然维持治安》的布告：

一、禁止提灯游行，及其他一切团体之运动；

二、禁止不必要之广播、出版物，以及其他一切言行；

三、除规定之国庆日外，不得悬挂国旗。

如有敢违上列各项者，决依军法严惩不贷，仰各凛遵，切切此布。

大日本皇军南京防卫司令部

25日，新六军一部空运抵宁。

27日，冷欣率前进指挥所200余人乘7架美军运输机在南京大校场机场着陆。冷欣走下飞机，恭候多时的今井手执冈村宁次的名片迎上前来。如约定的那样，从机场到招待所，处处是相背而立的日军。轿车由日军装甲中队护卫，武装摩托车先导，小笠原身披绶带端坐在摩托车斗内指挥，警笛尖啸。冷欣绷紧的神经慢慢松弛了下来。

次日的《中央日报》刊出特大号黑体字新闻标题：

&ot;英勇战士天外来，冷欣中将昨抵京&ot;。

9月8日中午12时左右，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乘坐&ot;美龄&ot;号专机，在9架战斗机的护卫下到达明故宫机场。中外记者蜂拥到机旁，各界代表和群众挥舞着旗子大声欢呼。两位女学生代表南京市民向何应钦献上鲜花和一幅绣着&ot;日月重光&ot;的锦旗。另一位女学生则代表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献上一幅写有&ot;党国干城&ot;的锦旗。

当晚，何应钦在陆军总司令部礼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何应钦无比感慨地说：&ot;记得（民国）26年11月26日，我们离开首都的那天，我们都有一个沉痛的决心和坚强的信念，我们一定要奋斗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ot;

伤感的&ot;三九良辰&ot;（1）

1937年12月，30万中国人的鲜血，洗去了六朝粉都的秀色，南京沦为一座鬼城。如同陈旧破损的黑白影片一样，街道两侧的树和稀疏的行人就像影子，在没有光色的岁月里匆匆走过。而今这座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城池复活了。主要街道上到处搭起翠绿的牌楼，到处点缀着&ot;和平&ot;、&ot;胜利&ot;的金色字眼和&ot;v&ot;字标记。黄埔路两旁，每隔50米都竖着一根三色旗杆，联合国的旗帜在晴空飘拂。人群和爆竹四处流溢。在这纷繁的喜庆气象中，有一条红布横幅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横幅上的大字为：

&ot;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ot;

9月9日9时，中国的政治家们根据星相家的感受，选定&ot;三九良辰&ot;举行受降典礼。

会场设在中央军校礼堂。这里的布置同样隆重而热烈。星罗棋布的宪兵警卫闪烁着蓝光的钢盔和冲锋枪，往这高扬的气氛中打进了冰冷的楔子。

礼堂内受降席的两侧和二楼的观礼席上，400余名中外官员和记者已经到位。

礼堂顶部的水银灯忽地全部打开，整个大厅光芒四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率领四名受降官走进大厅。全场来宾肃立致意。

1935年5月，担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蓄意滋事，派人指使日本租界内的青红帮刺杀了伪满《振报》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反污称为国民党特务所杀，借此提出一个《何梅协定》，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承诺了这个协定，使得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平津一带的战略要地，为两年后制造&ot;七&iddot;七&ot;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祸根。抗战八年中何应钦与日寇也没少勾搭。此时的他难免心虚气短。

何应钦总司令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受降席中间的位置坐下，挺直腰杆，压平目光，用力摆出一尊刚柔相济、胸揽八极的风范，但怎么也摆脱不了一幅慵懦无能、奸柔取巧的&ot;贰臣&ot;模样。

他的右边是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左边是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翻译王武上校立于何应钦身后。

8点58分，在中国陆军中将王俊的引导下，冈村宁次领着陆军少将今井武夫等6名投降代表进入会场。

日本皇族朝香宫鸠彦到南京传达天皇的《终战诏书》时，曾不无疑惧地对冈村宁次说：&ot;我在东京听说这里的陆海军态度最为强硬，我有被扣留的危险。阁下会扣留我吗?&ot;由此足见冈村宁次作为死硬派是出了名的了。

冈村宁次陆军大将视投降典礼是绝大的耻辱，好在受降主官是何应钦，这为他多少排遣了一点邪火。冈村宁次在日记里写道：&ot;何应钦是我中国好友之一。这次他来使我想起1935年秋同他相见的情形。那时我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曾出差南京，正值排日运动高潮，很难与中国要人见面。因此，我和须磨总领事在旅舍接见了来访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中国军官们后，即拟回国。但突然接到何应钦（当时可能是总参谋长）电话，约我吃晚饭，并约定不谈一切政治问题。我大喜之下前往欢谈。他就是这样一个亲日派。如今向这位亲密友人何应钦投降，这是一段微妙的奇缘。&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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