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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1页）

李济深和李宗仁等反汪派仍然用扣红帽子的老办法发动反汪的新攻势。他们声称，广州起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的双簧，张发奎、黄琪翔都是共产党，二李还煞有介事地公布了许多所谓张黄&ot;附逆&ot;的罪证。汪精卫遭到反对派疾风暴雨式的袭击，曾经挣扎反扑，但是终于难以招架，最后只好躲进医院，称病谢客。

蒋介石见汪精卫已身陷重围，故意为汪辩解，并指使广东各派军阀合力向起义军反扑，镇压革命。

汪精卫为了摆脱困境，再次提高反共反苏的调门，声称力主与苏联绝交，全面搜捕共产党，禁止工农运动等等。蒋介石见状马上又与汪精卫一唱一和，在上海召集报界记者，宣称他主张全面对俄绝交，驱逐各地俄国领事，同时，他又一再催促张发奎反攻广州。不久，在蒋汪一片反革命叫嚣声中，李福林的第五军和第四军主力开回广州，大肆烧夺，广州在反动势力的合围下失陷，陷入了火与血的苦难中。

然而，反汪派并不因为汪精卫疯狂反共而减轻对他的攻击。吴稚晖指斥汪精卫就是共产党。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上海当局还派兵搜查了汪精卫及其亲信们的住所。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杜月笙与法国领事对此表示不合作。白崇禧不死心，又亲自布置，准备将汪精卫暗杀。

在这种情况下，与汪精卫&ot;合作&ot;的蒋介石，认为驱汪的时机已到，便以十分&ot;关切&ot;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最好还是暂时离开上海避避风。白崇禧的武力相逼，蒋介石的&ot;好意&ot;相劝，这出双簧戏一上演，汪精卫在上海无法立足了，被迫于12月16日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后，又偕同黄琪翔赴欧洲去了。

汪精卫走了，胡汉民还在。蒋介石还要继续玩弄他的把戏，再把胡汉民赶走。

汪精卫出走后，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集团继续攻击汪精卫集团的班底，即粤方中央委员。他们的借口仍是汪精卫集团的粤方委员参与了广州谋叛事件，目的是将汪派排挤出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招式看得很清楚，但是他又明白，他如果支持胡汉民派，把汪派委员排挤出中央，胡派就将在中央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胡派委员一旦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会议就有因人数不足而流产的可能。汪精卫已出走，汪派对蒋介石已不构成威胁，拉住汪派，就能凑够法定人数，又能给即将建立的蒋派国民党中央装点门面。于是，蒋介石极力袒护汪派。

12月31日，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将查办汪派集团的提案报到南京政府。蒋介石有意拖延，袒护汪派。此时，胡汉民派已与汪派势不两立，蒋介石的举动激怒了胡汉民等人。他们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不愿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不久，胡汉民、张群、伍朝枢等三人，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去西洋远游。

就是这样，蒋介石靠纵横捭阖之策，不费吹灰之力，赶走了两名强硬的对手，他成了国民党的当然领袖。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正式通过请蒋介石复位总司令职的议案。蒋介石本已有&ot;别人不请我自来&ot;的腹稿，1928年1月9日，在南京正式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点评】在派别斗争中，蒋介石为了巩固权利，并不是息事宁人，而是火上加油，火中取栗。这成为他击败对手的拿手好戏。

俗话说&ot;鹬蚌相争，渔翁得利&ot;，在汉宁相争中，蒋介石采取的是&ot;高明&ot;的手法，隔岸观火。当对岸的两个对手汪、胡等因为各种矛盾而厮杀、火并时，蒋介石在河的这一边袖手旁观，不仅不去劝驾，反而暗中浇油，让他们打得更激烈。结果，双方斗得天昏地暗，两派俱伤，而他却毫发未伤。最后他又采取一一击破的手法收拾一个个对手。此番隔岸观火，蒋介石收获颇丰。蒋介石的隔岸观火，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ot;观&ot;的过程中，时刻注意寻找最佳时机，一旦对方伤到一定程度，就是自己收获的最佳时机。此是他&ot;精明&ot;的处事之道，也是他黑人死地的流氓手法。

第一部分35大敌当前，化敌为友（1）

从七&iddot;七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期间，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援华最得力的国家是苏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苏联曾是惟一向中国提供军火援助的国家。台湾史学家董显光曾这样写道：&ot;奇怪得很，此时表示援助中国的惟一国家，便是苏联。&ot;其实也并不奇怪，它与苏联的国际处境密切相关。

国民党政府自1927年建立以来，一直执行着反苏反共的基本国策。

九&iddot;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在东北不断扩大侵略，使苏联感到极大的不安。苏联政府认为：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径，不仅是对远东和平和苏联滨海地区的威胁，而且有可能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前奏。因此，事变爆发后，苏联即声明&ot;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ot;。但由于得不到国民党执政当局的响应而未能实现。1932年12月12日，日本宣布承认伪满洲国，蒋介石风闻日本有以苏联承认伪满为条件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的企图时，态度方有所改变，从而使中断三年之久的中苏邦交得以恢复。1933年，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赴任，在南京、上海与朝野各方广泛接触，力促中国团结抗日和中苏合作制止日本侵略。但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心怀疑虑，对苏联采取冷淡态度，双方关系一直处于低水平。华北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日益加紧，一些南京政府要员认为用苏联牵制日本，以促使美英援华不失为一种应急之策。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派陈立夫赴欧洲设法与苏方谈判合作事宜，并由蒋廷黻代替颜惠庆出任驻苏大使，责成外交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洽。1935年10月18日，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同意改善关系，要求签订协定。12月14日，苏联同意与中国谈判协定，在抗日中协助中国。1936年11月，蒋廷黻向加里宁主席呈递国书时，加里宁对他说：&ot;我们苏联人希望中国富强，越强越好。&ot;这月中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等与蒋廷黻会商加强中苏关系之原则构想与具体实施诸问题。1937年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访苏会见李维诺夫，李维诺夫诚恳直言：&ot;蒋（介石）政权与苏联的关系本来很坏，现在从头做起，建立交情，蒋政权应即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订约后，中国就能得到苏联的帮助。&ot;5月，苏联政府提议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借款，以使中国购买苏联机器与军火巩固国防，而以货物分期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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