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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1页）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ldo;法&rdo;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ldo;礼&rdo;针对贵族，&ldo;刑&rdo;针对普通百姓。在西周奴隶制社会里，各种社会关系主要依靠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来维持。天子、诸侯都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尖，与普通百姓没有直接关系，而与百姓打交道的人，则是一些下级诸侯和小贵族。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称为&ldo;礼&rdo;，而贵族依靠&ldo;刑&rdo;迫使庶民服从。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这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中可以得到印证。各国君主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的国家。强大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强化国家的统治，就需要中央集权。但是无论是儒家的&ldo;仁&rdo;、道家的&ldo;无为&rdo;、还是墨家的&ldo;兼爱&rdo;都过于理想化，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爱听的不是怎样谋求民众的安居乐业，而是如何解决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就这样，主张组织领导极权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法家横空出世，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管子》中的法家著作和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是他们的代表作。而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法，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他们是法家中激烈而彻底的一派，政绩显著。历史上通常把秦晋法家视为先秦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最著名的就是商鞅和韩非子。

秦晋法家的创始人之一李悝，任魏文侯相，提倡&ldo;尽地力之教&rdo;，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调整租谷，创&ldo;平籴&rdo;法，兼顾农人与市民的利益。他还收集当时诸国刑律，编成《法经》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法经》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与李悝同时期的吴起先在魏国进行兵制改革，后又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ldo;明法审会，损不急之官&rdo;，&ldo;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rdo;，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徙边垦荒，奖励&ldo;战斗之士&rdo;。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商鞅&ldo;少好刑名之学&rdo;，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

后来，商鞅在秦实行两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战，凡勤于耕织而多缴粟帛者可改变原来身份；有军功者可授以爵位；实行郡县制；主张用严刑重罚以杜绝犯罪。但是他排斥道德教化，轻视知识文化的作用。他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提出&ldo;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rdo;，&ldo;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rdo;。在商鞅执掌秦国朝政十九年里，秦国不仅变得繁华富庶，还拥有了一支能征善战的&ldo;虎狼&rdo;之师，为始皇帝&ldo;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rdo;的统一大业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基石，同时成就了历代王朝沿用的秦汉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但是推行变法的领导者却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法家思想的实践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半个世纪之后，法家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他就是韩非子，战国晚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新郑是郑韩故城），韩王室诸公子之一。《史记》记载，韩非精于&ldo;刑名法术之学&rdo;，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古人认为其是阴谋学家，韩非子的著作一大部分是关于阴谋的论述。韩非子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子认为这是&ldo;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rdo;，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韩非子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子到秦国为其效力。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

一派以慎到为首，主张在政治与治国方术之中，&ldo;势&rdo;（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主张君主可以&ldo;握法处势&rdo;，&ldo;无为而治天下&rdo;。他从&ldo;弃知去己&rdo;的观点出发，提出&ldo;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rdo;。他以法为最高准则，提倡&ldo;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rdo;（《君臣》），强调&ldo;法&rdo;必须和&ldo;势&rdo;相结合，把君主的权势看做行法的力量，所谓&ldo;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rdo;，但他又认为国家的存亡并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决定。&ldo;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rdo;。他承认&ldo;法&rdo;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提出&ldo;守法而不变则衰&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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