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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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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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最后，轮到了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首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布哈林发言了。布哈林即使到审判的终了，仍然信守自己的既定方针，即对自己的所谓罪行采取抽象肯定和具体否认的态度。我们看到，他的战友李可夫同样一直采取这样的方针。不过，在实行这一方针时，布哈林比之李可夫，态度要庄重些，语言要雄辩得多，逻辑也要严谨得多。他笼统地表示承认自己的罪行之后，实际上是这样说明他是无罪的，所有其他人也是无罪的。布哈林说：&ldo;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开。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反革命的队伍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ldo;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rdo;（33）&ldo;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在反革命的事务中我是一个领导人，而不是一个螺丝钉。由此可见，正如每个人都明了的那样，有许多具体事情我不可能知道，不过这并不能抹去我的责任。&ldo;我承认，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负有责任，因为在&lso;右派‐托派集团&rso;中失败主义的方针的确占统治地位，不过我要肯定地说明：（1）我本人并不持这样的立场；（2）关于开放战线的话不是我说的。&ldo;但是我认为，我对于一起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严重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负有责任。我还认为，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破坏活动负有责任，尽管我个人并不记得曾发出过搞破坏活动的指示。我没有谈过这件事。甚至在我的供词中我也提到过，我曾对拉狄克说，我认为这种斗争方法并非上策（&lso;并非上策&rso;这几个字的俄文原词词意是&lso;不大适应的&rso;‐‐作者注）。然而，国家检察长公民却硬说我是破坏活动的一个领导人。&rdo;（34）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局促不安地坐在公诉人席上，他试图用心不在焉的呵欠掩饰内心的紧张和空虚。须知布哈林一开始讲话就在实际上完全否定了给他定罪的根据。布哈林虽然承担了集团活动的政治责任，但他明确地否定他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并参加过这个集团的破坏活动。实际上他否定了反革命集团的存在。&ldo;检察长公民在其起诉词中阐述说，强盗集团的成员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抢劫，但他们终究要互相负责。这后一句话是正确的，但是强盗集团的成员应该是相互认识的，以便他们成其为集团并相互处于一种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中。然而，我是从公诉书中第一次得知沙兰戈维奇这个人并且是第一次在法庭上看到他的。我是第一次得知有马克西莫夫这个人。我从来不认识普列特尼奥夫，从来不认识卡扎科夫，我从来没有与拉科夫斯基谈过反对革命的事情，也从来没有与罗森戈尔茨谈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与泽连斯基谈过此事，根本没有同布拉诺夫谈过话，如此等等。随便说一下，就是检察长也没有询问过我一句关于这些人的事情可见，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并非是什么集团。&rdo;（35）对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布哈林也给予有力的驳斥。公诉书中说，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成立于1928年，即希特勒上台前5年。布哈林针对这一点，一针见血地发问道：&ldo;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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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说，这个集团是按照法西斯情报机构的旨意组织的呢？&rdo;（36）布哈林就这样一语戳穿了检察长伪造的罪名。不仅如此，他还具体地分析了这种罪行的虚假性。&ldo;检察长公民断言，我和李可夫一样，是间谍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有什么证据呢？沙兰戈维奇的口供吗？我在读到公诉书以前，对于其人的存在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rdo;（37）布哈林说，公诉书举出沙兰戈维奇与霍贾耶夫见过面并进行过政治性谈话的情况，并以此为根据认为间谍活动和间谍联系已被证实，可是政治性谈话与间谍联系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他还指出：&ldo;霍贾耶夫硬说，我曾经叫他与英国的坐探取得联系；伊克拉莫夫则说，我曾经告诉他，对于英国来说土耳其斯坦乃是一块肥肉。实际上，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我曾经告诉霍贾耶夫说要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rdo;（38）布哈林还以同样的雄辩驳斥了对他进行恐怖活动的指控，证明了他根本没有参与所谓的对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佩什科夫的谋害。&ldo;我坚决否认我参与过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马克西姆&iddot;佩什科夫。雅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lso;右派‐托派集团&rso;的决定而被杀害的，对此我毫无所知&rdo;（39）布哈林坚决否认他参与了1918年对列宁的恐怖暗害活动。&ldo;对于肉体消灭的意图这一点，我坚决予以否认。在这里，国家公诉人公民所说的那种逻辑，即强行逮捕就意味着肉体消灭的逻辑，是根本没有用的。立宪会议成员被捕了，但那里的任何人肉体上都没有受害。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被我们逮捕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肉体上受害。捷尔任斯基曾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逮捕，但他肉体上并没有受到损害。&rdo;（40）布哈林严正地指出，法庭在这里施行的被告认罪的原则是中世纪的司法原则。当他这么说的时候，维辛斯基满面通红。布哈林的最后陈述，实际上完全驳倒了对他和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全部指控，使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藉以成立的主要根据化为空中楼阁。由于法律程序的规定，法庭没有阻止他，甚至没有给予反驳。没有进行反驳的缘由，是因为检察长除了谩骂以外拿不出任何事实来驳斥他，当然主要是因为他们用不着去反驳，决定被告命运的并不是被告的有力的辩护，而是政治权力。最后陈述不过是给予被告的一个最后表白的形式，它对于被告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从策略方面考虑，布哈林在总体上仍旧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已经蜕变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反革命的阴谋分子。他还在法庭上再次拒绝了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可能给予的辩护。因为在当时，当任何真正的名符其实的辩护都被法庭和苏联公众舆论认为是敌人的蛊惑手段的时候，他如果表示接受辩护，就只能损害自己的形象，损害他的自我辩护所具有的力量。有些西方评论家认为被告的承认不是出于自愿，布哈林对他们进行了抨击。与他前面对指控他的罪行予以逐项否定的说法相反，他笼统地承认自己犯下了进行叛变活动、组织富农暴动和图谋实行恐怖行动的罪行。除了他坚决否认有谋害列宁的罪行外，他对什么样的指控都承认了，就像他对所有的指控都否定了一样。他有一个明显的用意，就是让后代人去判断其真伪之所在。而当我们抛开他的供述中的笼统的、空洞的词句之后，是不难了解它的真意的。最后，布哈林希望对于他的判决将成为那些仍然对是否维护苏联及其领导人持犹豫不决态度的人的最后一个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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