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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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南非有色人组织由有色人领袖人物和商业工会人士于1953年9月在开普敦成立，是一个为了在开普保留有色人投票权而开展的斗争中迟到的产物，该组织是有色人利益的代表。在南非有色人组织成立的大会上，奥利佛&iddot;塔博和玉苏福&iddot;凯查利亚发表了讲话。在反抗运动的鼓舞下，民主人士大会在1952年下半年成立，它是一个激进的、反政府的左派白人政党。民主人士大会虽然是一个小组织，主要局限于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但是，其影响与其人数却不成比例。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有迈克尔&iddot;哈迈尔、布拉姆&iddot;费希尔、拉斯迪&iddot;波恩斯坦，他们都是我们争取自由事业的雄辩家。民主人士大会紧密地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保持一致，提倡普遍公民权和黑人与白人完全平等。我把民主人士大会看作是直接就我们的观点与白人共和党相联系的桥梁。民主人士大会对非洲人起到了一种重要的象征性作用，因为反对白人参加斗争的黑人发现，确实有一些平等对待黑人的心怀善意的白人。

全国行动委员会邀请所有的入伙组织及其追随者对《自由宪章》提出自己的建议。传阅函被发往全国的每个乡镇和村庄，传阅函上写着：&ldo;如果让你制定法律，你将怎么办？你将如何把南非变成所有生活在南非的人的幸福乐园？&rdo;有的传单充满着体现宪章特点的诗一般的理想主义：

我们把南非的黑人和白人都称作南非人，让我们一起讲自由！

让所有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让所有使我们自由的要求都记录在案，让这些要求统统写进《自由宪章》。

这种号召体现了人民的想象力，各地的运动场、文化俱乐部、宗教团体、纳税人协会、妇女组织、学校、商业工会纷纷提出建议，有些建议就写在餐巾上、从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锥形纸帽上、我们发的传单的背面。看到普通人的建议远比领导人的建议更高明，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最集中的要求是&ldo;一人一票&rdo;制。大家的共同认识是，这个国家属于所有以它为家的公民。

第32节：斗争是我的生命（8）

非洲人国民大会分支机构在起草《宪章》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事实上两个最好的草稿来自德班和彼得马里茨堡。这些草稿经过综合整理，然后再发往各地和各委员会征求意见。全国行动委员会有一个专门班子负责起草《宪章》，然后由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负责审阅。

《宪章》需要提交人民大会讨论，每个章节都要经过代表批准。6月份，在召开大会的前几天，我们的一个小组审阅了《宪章》的草案。我们仅仅作了很小的修改，因为时间紧迫，并且这个文件也已经很像样。

人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西南数英里之外的克里普敦举行，这是一个坐落在草原上的村庄。大会会期是1955年6月25日至26日。这两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3000多人不顾警察的威胁和恐吓参加了大会并为《宪章》投了赞成票。他们有的自己驾驶汽车，有的乘坐公共汽车和卡车，有的步行来到会场。尽管压倒多数的代表都是黑人，但是，其中也有300多名印度人、200多名有色人和100多名白人。

我与瓦尔特一起驾车到了克里普敦。因为我们两位都遭到了禁止，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会场边缘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了下来。与会的人数和良好的秩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佩戴着黑、绿、黄袖章的&ldo;自由志愿者&rdo;迎接每位代表的到来，并负责给他们安排座位。有身穿会议裙、会议衬衫、会议头巾的老太太和青年女士，也有身着会议袖章和头戴会议帽子的老头和青年男士。到处挂满了&ldo;我们终身自由，斗争万岁&rdo;的标语。主席台上五彩缤纷：在象征四个联盟组织的四色四辐条巨型车轮前就座的有来自自由人士大会的白人，有来自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印度人，也有来自南非有色人组织的有色人。白人警察、黑人警察及特警侦探在会场周围不时地走动，他们又是拍照，又是记录，试图对参会者进行威胁和恐吓。

在会上，大家演唱了许多歌曲，许多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期间，代表们统一安排就餐。会议的气氛既严肃又活泼。第一天下午，分别用英语、塞索托语、考撒语向与会者逐段大声宣读了《宪章》。每读完一段，代表们都会高呼&ldo;afrika!&rdo;（非洲！）和&ldo;ayibuye!&rdo;（回来！）表示赞同。会议的第一天是成功的。

第二天，《宪章》每一段都在代表们的欢呼声中得到通过，当下午3时30分准备最后投票通过《宪章》的时候，一伙荷枪实弹的警察和特警侦探蜂拥跑上主席台，一个警察拿起麦克风用粗哑的声音宣布我们有谋反的嫌疑，未经警察允许任何人不准离开会场。警察开始把主席台上的人都赶下了台，并没收了他们的文件和照片，甚至在文件上做上&ldo;肉汤&rdo;和&ldo;素汤&rdo;的标志。另一伙带来复枪的警察在会场周围布置了警戒线。会议代表高唱&ldo;nkosisikelel&rso;iafrika&rdo;（南非国歌《上帝保佑非洲》），表示强烈的抗议。然后代表们被允许一个一个地离开会场，警察一个一个地进行盘问，并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下来。当警察开始袭击的时候，我正在会场边上，我本能地想站出来为代表们说活，但是，我想到谨慎似乎是聪明之举，因为，如果我站出来，立即就会被逮捕入狱。会后立即在约翰内斯堡召集了紧急会议，我回去后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我意识到这次袭击是政府将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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