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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1页）

12月初我被告知，与德克勒克的会见安排在当月的12日。利用这段时间，我就能够与我的新老朋友进行协商，并在维克多&iddot;维尔斯特别墅会见我的老同事和群众民主运动及联合民主战线的领导人。我接见了来自各个地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和来自联合民主战线及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组织的代表团。当时，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西里尔&iddot;拉马弗萨，他是全国矿工工会的总书记，也是新一代领导班子中最有能力的一个人。我的罗本岛狱友也来看望了我，其中有泰勒&iddot;勒寇塔和道克尤&iddot;赛克斯瓦勒，他们两个人还一起与我吃了午饭。他们两个人特别能吃，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的司沃特准尉关于别人太能吃的抱怨，他说：&ldo;那两个人想把我们的家当全吃光！&rdo;

在几位同事的指点下，我给德克勒克写了一封信。与曾经寄给pw博塔的信不同的是，这封信的主题是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谈判问题。我告诉这位总统，当前的对立正在消耗着南非的生命力，谈判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无条件地接受谈判，特别是没有政府要求的那种前提条件：停止武装斗争。政府要求&ldo;真诚地致力于和平&rdo;，而我指出，我们准备和谈是真心实意的。

第81节：与敌人对话（4）

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我对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和阐述和解的内容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的话深深地影响着千千万万的南非人和世界人民，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新南非的诞生。我说，通向和解的第一步就是彻底废除隔离制度和为加强隔离所采取的所有措施。

但是，我又说，那个讲话精神后来并没有多少见之于行动。许多人把政府的政策理解为以其他方式继续实行隔离制度。我说，政府在与&ldo;黑人家园&rdo;（班图斯坦）的领袖和其他赞成这种制度的人谈得时间太长了。我断言，这些人是旧的剥削制度的代理人，广大南非黑人是反对他们的。

我重申，我提议的谈判要分两步走。我告诉他，我完全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89年哈拉雷声明中采取的方针。这个声明把消除政府自己制造的和谈障碍的责任归于政府方面，包括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对组织的取缔和对个人的禁止，结束紧急状态，从各地城镇撤出军队。我强调说，共同达成停火协议、结束相互敌对行动应当是当务之急，因为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进行。这封信在我们会谈的前一天被转交给了德克勒克先生。

12月13日上午，我又被带到图因胡伊斯，在我曾经与其前任喝茶的同一个房间里会见了德克勒克。他的陪同人员有科比&iddot;库依茨、威廉姆斯将军、巴纳德博士以及他的同事麦克&iddot;洛维。我祝贺德克勒克当选总统，并表示希望我们能一道工作。他十分热情，并对我作出了同样的表示。

我从一开始就发现，在我说话时，德克勒克先生听得非常认真。这是一种新鲜的经历。国民党的领袖在与黑人领袖们讨论问题时，一般都是听他们想听的意见，而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正想听取和理解我们的意见。

那天，我着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刚刚颁行的&ldo;五年计划&rdo;，其中出现了&ldo;团体权利&rdo;的概念。所谓&ldo;团体权利&rdo;思想，意思是没有哪个民族或种族团体高于其他种族团体。尽管他们把团体权利定义为&ldo;在南非保护少数种族自由的一种办法&rdo;，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想保留白人统治。我告诉德克勒克，这一条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我补充说，保留这个概念也不符合他的利益，因为不放弃这一条，就会给大家造成他要使种族隔离现代化的印象，这会在国内和国际社会进步力量的眼中形成有损于他和国民党的形象。我说，对于一种压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须全部抛弃。我提到了最近国民党在开普地区的喉舌‐;‐;《公民》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其中暗示，团体权利的概念被理解为从后门把隔离制度弄回来的一种企图。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如果他的党报这样理解团体权利，那么，他又会怎么认为我们将如何理解团体权利的概念呢？我补充说，75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反对隔离制度，这只是由于隔离制度有一层伪装。如果他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团体权利这个特洛伊木马来保留隔离制度，那么，他就不是真正想结束种族隔离。

我发现，那天德克勒克的反应有些迟钝。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注意倾听我必须要说的话，并不与我争论。&ldo;你知道，&rdo;他说，&ldo;我的目标与你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区别。你在给pw博塔的备忘录中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应当一道工作，去解决白人担心的黑人统治问题，而&lso;团体权利&rso;的思想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rdo;这种解释对我有所打动，但是，我说，&ldo;团体权利&rdo;与其说是减轻白人的担心，倒不如说是增加黑人的担心。然后，德克勒克说：&ldo;那么，我们就对它进行修改。&rdo;

然后，我提出了我的自由问题，并说，如果他认为我准备竭尽全力争取自己获得释放，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重申，如果我被释放后，环境条件与我被捕时的环境条件仍然一个样，那么我还会去干我被逮捕前所干的同样的事情。我向他挑明，向前推动和谈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释放政治犯并让被流放的人士回来。如果政府不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取缔令，那么我一走出监狱，将仍然是在为一个非法组织工作。&ldo;那么，&rdo;我说，&ldo;你一定会在我走出监狱大门之后重新把我逮捕。&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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