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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1页）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15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15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ldo;文言合一&rdo;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ldo;脱亚入欧&rdo;，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像历史上中国皇帝&ldo;平定四边&rdo;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ldo;就像一股寒流来袭汉城&rdo;。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ldo;天然盟友&rdo;，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ldo;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rdo;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ldo;日本人&rdo;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ldo;中山装&rdo;，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ldo;两朝国服&rdo;即&ldo;民国服&rdo;和&ldo;毛服&rdo;的样本。孙中山本名&ldo;逸仙&rdo;，&ldo;中山&rdo;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ldo;中山樵&rdo;），读作nakaya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ldo;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rdo;。在孙中山看来，代表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ldo;鞑虏&rdo;。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ldo;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rdo;。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ldo;日中一体&rdo;、&ldo;共存共荣&rdo;，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ldo;支那&rdo;称中国，而回避称&ldo;大清&rdo;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ldo;中国&rdo;，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ldo;支那&rdo;一词即英文ch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ldo;分支&rdo;，不再是&ldo;中央&rdo;；而&ldo;日出之国&rdo;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ldo;中日亲善&rdo;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ldo;另一个政权&rdo;，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ldo;有志者&rdo;，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ldo;大隈主义&rdo;，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外别无选择：&ldo;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rdo;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ldo;到北京去&rdo;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300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ldo;日本友人&rdo;，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专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ldo;对华活动家&rdo;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ldo;大陆浪人&rdo;，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党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党和军方的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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