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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1913年7月31日，袁世凯发出&ldo;二次革命&rdo;后的第一张通缉令，通缉黄兴、陈其美、黄郛、李书城四人，各有赏格：黄兴10万元、陈其美5万元、黄郛和李书城各2万元。下面还有一句话：&ldo;不论生死，一体给赏。&rdo;这四个人中，其实只有陈其美最初就支持孙中山用兵的主张，黄兴等人是反对动武，主张用法律解决的。当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横遭暗杀之后，革命党内意见并不统一，有意思的是赞成动武的大致都是文人，军人却大多持慎重立场。目睹那一幕历史的黄郛夫人沈亦云说：&ldo;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lso;水浒&rso;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rdo;

袁世凯身居临时大总统之位，名器在手，又掌握占有绝对优势的武力，这一点黄兴、黄郛、李书城这些革命党的军人看得很清楚。面对宋教仁之死，最痛心疾首的无疑是与其公私交谊最深的黄兴，但黄兴认为人死不可复生，而&ldo;民国根基未固&rdo;，力主慎重。他说：&ldo;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时法律解决的路确实没有走尽，上海地方检察厅5月8日曾票传嫌疑人、内阁总理赵秉钧到庭，赵虽以生病为由没有到庭，也不得不以书面形式作出答复。在国会之内，国民党籍议员占有多数席位，可以提出质询、弹劾案，在法定程序的范围内寻求问题的解决。还有一点，黄兴征求过许多国民党内实际掌握兵权的人的意见，如广东的陈炯明、湖南的谭延闾、南京第八师的师旅长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人，他们都不肯此时出兵反袁，与他&ldo;论交深在十年前&rdo;的云南都督蔡锷更是反对动兵。孙中山、陈其美、戴季陶等主战的意见最后占了上风，黄兴仓促前往南京起事。这正好是袁世凯所期待的，如果不动武，他就没有借口用武力来对付政治上的对手，解散选举产生的合法议会，整个中国尤其是南方的地方自治格局也触动不了。他虽居元首之位，也不能不受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他那套《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权术、权谋也不会有用武之地。按宋教仁的设计，革命党此时应该向普通政党转型，在共和国的制度框架内运作，所以他组织了国民党，积极筹划参与第一次国会大选。革命党终究还脱不了&ldo;水浒&rdo;气，只能选择习惯的暴力反抗之路，而不是陌生的法律程序和国会博弈之路。革命党与国民党看起来是同一回事，实际上不能混为一谈，可是不仅局外人常常混淆。就是局中人也不大注意。革命党不是某个组织的特称。而是民国之前参与革命者的一个泛称，提起革命党，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的烈士。民国以后，把革命党叫作&ldo;民党&rdo;，含有褒义，就是指那些努力创建民国的人，革命党人也自称&ldo;民党&rdo;。

这个说法与正式组织的国民党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局外人更加搞不清楚。在袁世凯的优势兵力和人心厌乱的舆论下，&ldo;二次革命&rdo;迅速归于失败，孙、黄等民国元勋再次踏上流亡之途。几十年后，当初曾随黄郛亡命异乡的沈亦云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反思：癸丑二次革命有两件很大后果，影响国家：其一，动辄以武力解决政治，拥兵即为政治资本，中国又经过一个&ldo;战国&rdo;时期。其二，革命由同志集议而变为领袖指导，且以教条为重，则去民主自由反远也。

如果当年与民国成立有关系的革命前辈，思想能再进步一层，多以&ldo;民国根基未固为重，知道&rdo;容忍&ldo;和&rdo;守法&rdo;是民主自由的基石，而建设必由&ldo;和平&rdo;开始。不将辛亥已成之局，掷于一旦，而培养国家胜于党派、理智胜于冲动、恢宏胜于狭窄、条理胜于攘夺的下一代。吾人闭目以思，今曰的中国为何如耶？

历史无法假设，如何走出&ldo;三国&rdo;、&ldo;水浒&rdo;，却是中国近代以来重要的历史命题。

袁世凯的无奈

宋教仁横遭暗杀，新生的民国波澜迭起，孙中山选择武力解决之途，迅速被袁世凯的优势武力击败。民国缔造者孙、黄等再度踏上流亡之路，章太炎则被软禁在北京，这位&ldo;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包藏祸心者&rdo;，与汤国梨新婚未久，在将近三年的幽禁之中，他们南北隔绝，只能书信往还。但是那些经过检查发出的信中仍有刺有骨。并非只有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比如1913年10月25日，章太炎在信中称袁世凯为&ldo;袁棍&rdo;。同年11月4日，他在信中感慨袁还不如曹操，自己欲做祢衡而不得：&ldo;观其所为，实非奸雄气象，乃腐败官僚之魁首耳。呜呼，苟遇曹孟德。虽为祢衡亦何不愿，奈其人无孟德之能力何！奈其人无孟德之价值何！夫复何言。&rdo;这样的信竟然能顺利地通过检查，予以放行。相隔半个世纪，还让读到这些影印《章太炎先生家书》的历史学家左舜生感叹不已：&ldo;这也可看出今天比袁世凯的时代进步多了！&rdo;

当时的报纸，对于章太炎在南北纷争、大动干戈之际突然北上，曾有过种种的议论和揣测，对此，他曾在给夫人的家书中说：&ldo;报章蜚语，不必深辩，从前报分数党，尚有价值，今则悉是政府机关，又何足校？此等但以天师符观之可也。&rdo;民国初创。《临时宪法》确立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原则给新闻界带来了希望，&ldo;章太炎们&rdo;几篇文章、声明就可以迫使南京临时政府收回&ldo;暂行报律&rdo;。仅仅1912年就出现了一个办报的浪潮，报纸多达500种。然而从袁世凯上台到他死去的四年间，至少有71家报纸被封，49家受到传讯9家被捣毁。60个新闻记者被捕•至少24人被杀。1913年起报纸的总数迅速从500家凋零到130多家。这些数据与章太炎的说法相互印证，可以看出袁世凯时代新闻自由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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