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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这一职业的、社会的和机构的发展，导向一个目标，即权力。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并不背离葛兰西的模式，虽然这模式确实很一般，但仍然是可以操作的。在一个意识形态上由教会十分严格地实行监视，政治上则越来越被世俗教徒和教会人士的双重官僚机构所控制‐‐这方面最重大的&ldo;成果&rdo;是恰好在13世纪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教皇专制‐‐的社会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首先是&ldo;有机的&rdo;知识分子，教会与国家的忠实仆役。各大学也越来越成为培养&ldo;高等官员的场所。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尽管自己的局限，由于知识分子这样的角色和大学的&ldo;自由&rdo;，还是或多或少成为&ldo;持批判态度的&rdo;知识分子，直至走到异端的边缘。13世纪和14世纪的四名重要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不同的环境中，并通过他们当时的特殊的个性，明显地展现了中世纪高等学校领域的&ldo;批判&rdo;态度的丰富多样性，这四个人便是阿贝拉尔，托马斯&iddot;阿奎纳，西格尔&iddot;德&iddot;布拉邦，威克利夫。

最重要的是，我本该对大学&ldo;权力&rdo;的形成过程作一番更好的探索‐‐但当时我还未曾看到赫伯特&iddot;戈伦德曼1951年就已发表的论文《教会&iddot;王权&iddot;学校》。我本来也应该在教会、君主制度和大学这三种力量中，认识到乔治&iddot;杜美吉尔所强调的那种三重职能的制度。除了宗教的职能和政治－战争的职能外，知识的职能也保持着重要的位置，它原本是第三种职能的一个方面，即富裕和生产经济的一个方面。这是在理论上为知识分子辩护。他们可以像商人一样依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效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从自己的职业中获取利润。脑力劳动者从13世纪以来为了分享教会权力（他们顽强地维护自己作为教士的合法地位）和为了发挥政治影响（这在巴黎大学从13世纪末就表现出来了）的努力，表明了他们的意愿，面对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由于出身所受到的歧视，不惜任何代价，同手工劳动划清界线。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巴黎知识分子吕特彪夫，在&ldo;圣者&rdo;路易九世的时代就宣布道：&ldo;我不是手工工匠。&rdo;

同样我把这种新的精神劳动，解释为在城市的，而不再是修道院范围内的研究与教学的结合，就不会犯时代错误。接着我在那些从许多教师和大学生中一跃登上科学与思想的创造的顶峰，并获得遐迩闻名声誉的人士中间，挑选了几名法国人。也许没有把通俗作家、编纂家、百科全书作者包话在内，是一个过失，因为他们上完大学以后，在受过教育的教士和世俗教徒之中，以及在群众百姓中间布道的时候，传播了经院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杂碎。许多东西在这里都取决于主观的视角。今天被人藐视的编纂工作，在中世纪曾是精神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传播了思想，还发展了思想。杰出的神学家与历史学家谢纽修士，他首先开辟了本书采用的研究道路，他对出身意大利的巴黎大主教彼埃尔&iddot;朗巴德（死于1160年）不太赞赏，后者的《教父名言录》，把圣经改编成学校常识性质的语录汇编，到13世纪成为神学院的基本教科书。但我觉得正像那位嗜书如命的巴黎牧师会成员彼埃尔&iddot;康默斯托（&ldo;吞书者&rdo;）一样，朗巴德仍是重要的知识分子。康默斯托通过他的《经院哲学史》和其他作品，使当时思想上的新事物成了初步的，但对后来的教师与大学生则是基本的手头工具书。另一方面，把同&ldo;圣者&rdo;路易九世关系密切的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博韦的樊曾兹，也归在13世纪杰出的知识分子之列，我是不赞成的；他的《巨镜》（specu

aj），并无任何思想独创性，无非是照抄当时全部知识的百科全书，是一个准备在下一代人中间传播这些知识的文库。我也不想把巴黎牧师会的另一个成员罗伯特&iddot;德&iddot;索邦计算在内，他的著作（主要是布道词）大多并未发表。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在于替12名贫困的神学生建立一个学会，也就是后来的索邦神学院的核心，以后他还把自己的图书馆捐赠给该学会，这是13世纪最重要的私人图书馆之一。这位罗伯特&iddot;德&iddot;索邦，遭到儒瓦维耶的嫉妒，因为他不得不和罗伯特分享同&ldo;圣者&rdo;路易九世的信赖。这位贵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提醒罗伯特，他是农民出身。罗伯特是个第二流的社会&ldo;有机组成的&rdo;知识分子，但他播下了很好的种子。

现在我更犹豫不决，是否要在中世纪的思想界划出13－15世纪本来意义上的大学成员和&ldo;文学之士&rdo;之间的界限。我已把吕特勃夫同《玫瑰传奇》第二部分的作者约翰&iddot;德&iddot;墨恩相提并论，因为他们作为巴黎大学以前的大学生，都曾在自己著作里反映13世纪巴黎大学的意识形态斗争，体现&ldo;大学精神&rdo;的某些重要特点：&ldo;理性化&rdo;的趋势（但还不能说是&ldo;理性主义&rdo;），社团精神，反教士主义（主要针对托钵僧团），表示异议的倾向。如果我曾对中世纪末期的知识分子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追溯到边缘大学生弗朗索瓦&iddot;维庸。但我仍然懊悔，没有给一些受大学教育与大学精神影响的伟大&ldo;作家&rdo;以应有的位置，他们的作品有一部分内容涉及神学或科学。我首先想到的是但丁，他是位无法归入任何一个类型的真正天才；还有乔叟，他兼有科学的好奇心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尽管他的声望主要归功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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