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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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第1页）

海外一些学者，曾讽刺共产党赢了国民党不过是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意即共产党崇尚武力，以枪杆子征服天下，缺乏民意和道义的基础。其实这是国民党逼出来的，或者说，向国民党学来的。国民党的政权在先，难道它不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反倒是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吗？它先是试图搞过一阵子“民主”的，随著刺杀宋教仁的一声枪响，认定这条道走不通，一咬牙拿起了枪杆子。建立黄埔军校，打军阀，打党内的反对派，打共产党，还迫不得已打了日本人。国民党从掌握政权到退出大陆，就没过过一天不拿枪打仗的日子。共产党以前并没有自己的武装，只是跟著国民党干，在国军中任几个职务而已，忽然有一天被赶了出去，挨了打，还不痛定思痛，拼死也要拉起一支自己的军队来？既然拉起了自己的军队，它又打赢了，活该你国民党拱手交出政权，尽管心里酸溜溜地不好受，也就怨不得人家“玩真家伙”了。这套玩法是你先弄出来的。

无论国民党怎样夸大共产党的力量，它最终还是低估了这个对手。历史证明，共产党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它强大的再生能力，似乎已经远不是某个普通的教门或者会党所能企及。我们应该另外找寻原因。

阿q心目中的革命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年年底，北京《晨报》副刊开始连载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这篇小说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不必多说，我们只来看看，阿q心目中的革命，与中共在农村发动的革命是何其相似—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著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

如果这只是小说，无妨笑笑便罢。然而几年以后，鲁迅笔下的革命果然出现。一九二七年，以轰轰烈烈的北伐为背景，湖南广大乡村闹起农会运动—

“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他花了三十二天的时间，深入农村实地考察，终于写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农民运动到底是“革命”还是“痞子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在当时引起过不小的争论，即连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多的人持反对态度，如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毛泽东慧眼独具，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契机，一边大呼“好得很”，一边提出了后来为共产党奉为圭臬的暴民理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样一场革命，由谁来充当主力？按照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及各国共产党的实践，当然是工人，以工人阶级为先锋队。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没有一支堪称强大、成熟的工人阶级队伍，要完成经典式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提出以农民为主力，进而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其实应该是唤起农民千百万。中国的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人数太少，与一呼百应的农民简直不成比例。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迫切性和坚定性，也不及农民，甚至不及知识份子。中共高层几乎没有工人出身的领袖人物。三十年代，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直接指派，曾有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进入中共中央核心层，向、卢二人还担任过名义上的最高职：总书记，但这三个人最后都被捕叛变。

中国的农民人口基数庞大，其勤劳、节俭、忍耐、平和，为世所公认。但他们身上还有另一种品性，即阿q式的流氓无赖性。一旦激发，即可产生巨大的造反动力。农民中有非常优秀的个体，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我们要讨论的，是作为群体的农民，以阿q为形象代表的农民。我真不想在这里列举那些人性的弱点：狡诈、愚昧、麻木、自私、吝啬、狭隘、贪婪、萎琐……不想把这些都堆到农民身上，当做他们的特性。事实上，阿q只是一个文学形象，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揭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

唤起农民千百万

阿q群体的存在，使得中国式的革命有了强大的社会基础。毛泽东自己也出身农民，深知中国的农民具有的造反精神和造反传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朝代更替那样频繁，而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那么多的农民起来造反。中国的农民胆小怕事，这一点不假；但还有一点也不假，逼急了什么也敢干。“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大伙儿啸聚成群，杀人越货，占山为王，“逼上梁山”当土匪当强盗，被民间称为义士、好汉。周恩来及一伙职业军人领导的南昌暴动失败了，而毛泽东发动的纯粹农民式的秋收暴动却取得了成功。毛泽东说：“群众运动，其实就是运动群众。”运动群众，尽可能地调动起群众（在战争年代主要是贫苦农民）的流氓性，以此来达到自己既定的政治目的，是毛泽东一生成功的重要秘诀。不单是对付武装的国民党，即使是和平年代对付党内的对手，他也运用了此一秘诀，如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刘少奇。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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