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的著作(刘北成)_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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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1页）

毫无疑问，犹太人问题对于这一代犹太人作家是极其重要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字里行间几乎总是显现出个人的绝望。但是，他们之中的目光锐利者则通过个人痛苦看到更普遍、更根本的问题，即对整个西方传统的适用性提出质疑。马克思主义不仅作一种理论，而且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对他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它不仅包含着一种对现存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批判，而且还思考了整个政治和精神传统。对于本雅明来说，至少这个关于过去和传统的问题是决定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朔勒姆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却警告他的朋友防止马克思主义里固有的可能损害他的思考的危险。这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写道，本雅明在冒险，有可能丧失成为&ldo;以哈曼或洪堡为代表的最富有成果、最纯正的传统的合法继承人&rdo;的机会（《书信集》第2卷，526页）。但是他不懂得，这种回归过去和继承过去，他所寄予希望的&ldo;（本雅明的）洞察力的道义性&rdo;，恰恰是本雅明注定要加以排斥的东西。（24）

有的人或许会想，这些少数人冒着成为众矢之的危险，付出受到孤立的昂贵代价，是因为他们至少自以为是新时代的先驱。这种想法确实能给人以某种安慰。但实际情况恰恰不是这样。本雅明在论卡尔&iddot;克劳斯的文章中提出这个问题：克劳斯是否站在&ldo;一个新时代的门槛&rdo;？&ldo;遗憾的是，绝不是如此。他站在末日审判的门槛&rdo;（《选集》第2卷，174页）。实际上所有那些后来成为这个&ldo;新时代&rdo;的大师的人都是站在这个门槛。他们基本上把一个新时代的破晓看成一种衰落，认为历史是和各种传统一起走向这种衰落，成为一个废墟之地。（25）这一点没有人比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讲得更清楚的了。而且，他1935年在巴黎写的一封信中讲得比其他地方更斩钉截铁：&ldo;实际上，我几乎感觉不到非得去试着彻底了解这个世界的状况。在这个星球上许多文明都在血腥的恐怖中灭亡了。当然，人们应该期望这个星球有朝一日能够出现一种摈弃了血腥恐怖的文明；事实上，我……倾向于设想我们的星球正在等待这种文明。但是，是否能够在它的一亿岁或四亿岁生日时送给它这样一个礼物，这是大可怀疑的。如果我们不能，那么这个星球最终将惩罚我们这些只有良好愿望而没有思想的人，送给我们的是末日审判或最后的晚餐。&rdo;（《书信集》第2卷，698页）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最近30年几乎没有产生多少可以称之为新的东西。

三、潜水采珠人

你的父亲躺在5深处

他的骨骼变成珊瑚

他的眼睛变成珍珠

他的一切都没有消失

只是饱经大海沧桑

变成奇异财富

‐‐莎士比亚：《暴风雨》

由于过去是作为传统留传下来的，它就具有了权威性。由于权威表现为历史性的，它就变成了传统。瓦尔特&iddot;本雅明懂得，打破传统和失去权威是无可弥补的，他必须寻找面对过去的新方式。他成为这方面的一个大师。他发现过去的留传已经被对过去的引证所取代，现在过去的权威性已经逐渐被一种奇特的力量所取代，这种力量剥夺了它的&ldo;思想安宁&rdo;，即无知的自鸣得意的安宁。&ldo;我的著作中的引文就像路边的强盗，他袭击懒汉，剥夺后者的信念。&rdo;（《选集》第1卷，571页）本雅明以克劳斯为例说明，这种对现代引文功能的发现是出自于绝望‐‐不是出自对那种拒绝&ldo;用自己的光芒照亮未来&rdo;从而使人类的思想&ldo;在黑暗中摸索&rdo;的过去的绝望（如托克维尔），而是出自对现在的绝望以及摧毁现在的愿望。因此，它们的力量&ldo;不是旨在保存的力量，而是旨在荡涤、旨在挣脱环境、旨在破坏的力量&rdo;（《选集》第2卷，192页）。但是，这种破坏性力量的发现者和迷恋者最初是出自完全不同的意图，即保存的意图。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允许自己被周围的专职&ldo;保存者们&rdo;所愚弄，才使得他们最终发现，引文的破坏性力量是&ldo;唯一还包含着可能使这个时代的某种东西长存的希望的力量‐‐只是因为把这种东西从这个时代中撕扯出来&rdo;。在这种&ldo;思想片断&rdo;的形式中，引文具有双重任务，一是用&ldo;超验力量&rdo;来解释现象流（《选集》第1卷，142～143页），一是把呈现出来的东西浓缩在引文中。从引文在本雅明著作中的重要性看，它们完全类似于毫不相同的《圣经》语录，后者在中世纪论文中往往取代有着内在逻辑的论证。

我前面已经提到，收藏是本雅明的一个主要癖好。这最初表现为他自己所说的&ldo;藏书癖&rdo;，后来很快发展为难以概括的癖好，这与其说是他的个人特点，不如说是他的著作特点：搜集引文。（并不是说他停止搜集图书。在法国陷落前夕他还在认真地考虑用他手中的新近出版的5卷本的《卡夫卡作品选集》来交换几本第一版的卡夫卡早期作品。这对于没有藏书癖的人当然是不可思议的。）那种&ldo;渴望拥有一个图书馆的内在需要&rdo;（《书信集》第1卷，193页）是在1916年前后明确提出来的。当时本雅明转而研究浪漫主义&ldo;这最后一次再次拯救传统的运动&rdo;（《选集》第1卷，138页）。直到很久以后，当本雅明已经丧失了对传统的信念和对世界的不可摧毁性的信念时，他才发现，甚至在这种迷恋过去的情感中也有一种破坏性力量，而且这种特点在后继者和后来者身上也很明显。当时，在朔勒姆的鼓励下，他依然相信，自己之所以疏离传统可能是由于自己的犹太特性，应该像这位准备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朋友那样，为自己考虑一条后路。（早在1920年他还没有受到经济问题的困扰时就想学习希伯来文。）他在这条路上从未走得像卡夫卡那样远。卡夫卡在努力挣扎之后直率地说，除了布伯准备给今天使用的哈西德教派（译注：犹太教一支）的故事，对于有关犹太人的任何事情，我都无能为力‐‐&ldo;我随波逐流地进入其他各种事情，而另外的气流又把我吹走&rdo;（26）。然而，除了其他疑虑外，当时他真的想借助文学传统回归到德国或欧洲的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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