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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第1页）

如果一定坚持清代是什么&ldo;阶级国家&rdo;的话（虽然以二十世纪的经验看来这一点也不无疑问），我们也可以说，其政策可能并不是向&ldo;富人&rdo;倾斜的，而可能是恰恰相反。例如，无论是在追讨旧债，[69]还是清理欠租方面，&ldo;富户&rdo;都是很难如愿，而官府也往往不是站在他们一边的。[70]

以上史实也透露出，&ldo;地主&rdo;（或所谓&ldo;大地主&rdo;）已横亘在政府与万民之间，早晚要成为&ldo;现代化&rdo;过程中的清理对象。这不但是逻辑使然，事实上，二百年以后国民党、共产党即分别实行了土地改革。

十一、工业政策和工业发展

但不管我们把清史说得多好，有一件事却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清代没有能实现&ldo;现代化&rdo;，没能把中国经济引入&ldo;机器工业&rdo;的发展阶段。这些说法也许不错，但要把它归为清代（或清政府）的&ldo;罪责&rdo;，一切评价都以曾否&ldo;工业化&rdo;（&ldo;自行实现资本主义&rdo;）为转移，必将会带来极大的认识偏差。至少，会把本文中谈到的大多数问题置于被忽视的地步。

现在已有研究发现，清代中国是有着自己的&ldo;工业&rdo;和&ldo;工业区&rdo;的。[71]李伯重写道，世界先进国家&ldo;工业化&rdo;的发展过程中，就存在着这样一个&ldo;早期工业化阶段&rdo;。正如美国经济学者诺斯（north）所说：&ldo;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rdo;。它经历过一个&ldo;农村家庭工业时期&rdo;，其特点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未脱离农业，且大多与纺织业有关；其中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家庭手工业由原来的农家副业的变成了主业。这也被称为&ldo;原始工业化&rdo;，虽然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但已构成了它的一个先行阶段。[72]

事实上已有许多例证表明，清代十八世纪，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ldo;副业&rdo;，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ldo;农民&rdo;，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ldo;工人&rdo;更为切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称为&ldo;（传统）工业区&rdo;，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地区等同看待。无疑，它的出现应被视为清代经济的一大成就。

由此也许还可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

换句话说，中国的&ldo;工业化&rdo;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的，更不是二十世纪某一时代的新鲜主张；它是立足于中国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一个要求，在历史上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73]

因此，清代中国出现了一个&ldo;工业区&rdo;，乃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ldo;发达阶段&rdo;的一个体现。其实不因外国也有而&ldo;是&rdo;，也不因外国没有而&ldo;非&rdo;。

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在原有的&ldo;手工业&rdo;与&ldo;机械工业&rdo;之间，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其领先地区即是江南；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ldo;中断&rdo;以后，又是江南地区掀起了最大的乡村工业化的浪潮。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乾隆七年清廷提出&ldo;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rdo;的政策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农业的范围。中国古代的所谓&ldo;四职&rdo;，原本只有&ldo;三农&rdo;是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74]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ldo;兼修&rdo;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75]

既已涉及工业发展和工业政策，就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回避。例如，国家财政问题、[76]工业思想及其导向问题、[77]尚奢尚俭问题，[78]农民就业转移问题、[79]保护私有产权问题，2……等等，都是我们二十世纪耳熟能详，仍需花大力量去面对的问题。

综括十八世纪清人的努力，并不是所谓&ldo;昏君&rdo;、&ldo;佞臣&rdo;、&ldo;劣绅&rdo;或&ldo;愚民&rdo;所能解释的了的。在上述每一门里都充满了&ldo;学问&rdo;（而非权术）。当然它不是什么&ldo;经学&rdo;或&ldo;考据学&rdo;，而是儒家正宗的&ldo;经世之学&rdo;，亦即后来曾国藩、张之洞所说的&ldo;经济&rdo;之学，它已构成一个&ldo;十八世纪经世学派&rdo;。[80]它所留下的遗产，不仅惠及十九世纪经世学派，无形之中，二十世纪的后人也受到他们巨大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承认。

结语‐‐兼论如何修订我们的近现代史观

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做了这样一番对比之后，我们所面临的，可能就是&ldo;修改历史观&rdo;这样一个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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