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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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第1页）

&ldo;今朕省方问俗，亲见民情风土，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揆厥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夫睦娴任恤，自古为重，利岂专在贫乏，富户均受益焉，……何如有无相资，使农民不肯轻去其乡，即水旱无虞大困。……&rdo;[58]

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是年，雍正五年所定&ldo;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rdo;，也终于修订完成。从此追讨欠租就变成了政府的责任，用斯科特的话来说，目的就是实现国家的&ldo;直接统治&rdo;。[59]同一时期，民间租佃关系也有所调整，地租实收率不断下降（大约下降了二十个百分点），租佃制度得以修订。[60]

康熙年间黄六鸿曾说，&ldo;有司诚能爱民&rdo;，应&ldo;视四境之土田，如己之庄产，四境之农夫，如己之佣佃&rdo;。[61]这种把所有田产、农夫都视为国家之产、国家之佃，以及让政府积极承担更多责任的想法，正是在乾隆初年得到了高度的发挥，并在土地与租佃制度的讨论中得到充分的显现。

清政府对于改变土地制度的主要设想，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清人正是通过这一轮讨论，才确立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而不再将其变更。清代的这些制度，‐‐包括土地占有在内的财产私有权，土地的租佃制度，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相对自由，某种水平的市场组织和市集活动的存在，‐‐都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它于无论怎样评价，其作用却是无法抹煞的。正是这些问题，到二十世纪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它在严厉的批判之后，又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内，随着&ldo;农村改革&rdo;的发生而一一恢复。因此，在二百年前发生的这场争论，就更值得今人重视。

十、划分社会阶层

十八世纪中国还存在着类似&ldo;划分社会阶层&rdo;的现象，据法国学者魏丕信（will）研究，在因灾对纳税人蠲免赋税时，政府规定纳税在五两以上的算作&ldo;富户&rdo;，一两以下的即为&ldo;贫民&rdo;，介于二者之间的为&ldo;小户&rdo;（其他经济上的差别则不考虑）。其中&ldo;富户&rdo;不予蠲免，&ldo;小户&rdo;依照受灾损失程度依次减免，&ldo;贫民&rdo;则全部蠲免。在因灾赈济时，必须优先照顾最贫困者，如果情况允许，再扩展到受灾较轻的那部分人；尽管在中央政府眼里，典型的救灾受益者就是只靠自己劳动维生的农民家庭。乾隆初年，一个制度建立起来，它把人口按照&ldo;贫&rdo;、&ldo;富&rdo;的范畴进行划分。大体上是分为几个富民阶层（如极富、次富、稍富）和几个平民阶层（极贫、次贫、稍贫）。有些时候，其划分标准是极为经验性的（如&ldo;产微力薄，无担石，或房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是为极贫&rdo;；&ldo;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是为次贫&rdo;），有的则提出了一些量性标准。如&ldo;极贫&rdo;为：没有任何财产，无手工业、山地等副业收入，租种地少于十五亩（或拥有自耕田地不足十亩），被灾损失达到八九分者，或&ldo;赤贫无力，及四贫无告者&rdo;；&ldo;或系佃民，或田地在十亩以内，又全行被灾，冬春难以存济者，俱应列为次贫&rdo;，等等。人们可以看到，是佃户还是小自耕农，这种土地关系的区分在确定农民地位时具有的重要性。虽然这里并没有所谓&ldo;社会阶级&rdo;的概念，但这种方式仍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土地改革中的分类（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如贫农、中农、富农等。[62]

看来，在十八世纪，&ldo;富户&rdo;与&ldo;贫民&rdo;似乎已成了一个对立物，而被常常提起；[63]&ldo;地主&rdo;或&ldo;富户&rdo;似乎也不是什么好名词了。[64]

如康熙四十二年（1701）圣祖谕旨：

&ldo;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于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rdo;[65]

我过去在教学中，总感觉这与其他史料对不上号。魏丕信也提到这点：较新的研究数据（约1900年）提示，在山东的多数地区，大部分农户是自耕农，还有少数大地主。但为什么康熙上谕（及十八世纪初年的一批类似的材料）要&ldo;夸大租佃制流行程度以及富户的影响&rdo;呢？这显然是&ldo;有其一定用意&rdo;的。即&ldo;期望&rdo;地主对佃户能够&ldo;贫富相助&rdo;、&ldo;有无相资&rdo;，帮助穷人渡过难关。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关还是一个问题。[6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尽管她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以后，也属于把问题贯通来看的一种努力。）

在我看来，在这种&ldo;意识形态&rdo;或是&ldo;流行看法&rdo;之下，地主（富户）已被置于一个受到质疑的地位，并且被加上了若干社会责任。这可不是什么令人称羡的角色，而且多少带有了一点&ldo;反派&rdo;的色彩。其行为一旦不孚众望，就可能被扣上一顶&ldo;为富不仁&rdo;的大帽子，成为打击的对象。[67]；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江忠源为秀水令时办赈，制两匾书，捐有成数即赍花红鼓吹，以&ldo;乐善好施&rdo;四字褒之；否则，大书&ldo;为富不仁某某&rdo;额于门首，责令地保巡视，毋使藏匿。又，多捐者给予禁抢告示一纸，犯者照某甲一率处死，数日之间捐银十余万两，盖皆欲得此告示作护符耳。又，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余（任建德县时）问某富家：&ldo;今年灾荒，伊家何以尚有如许谷子？&rdo;并嘱曰：&ldo;明春乏食，尚毋再积，且必零卖也&rdo;。又称：保富安贫，&ldo;但可存于心，不可形诸口，况可施之文牍乎？&rdo;由是必将纷纷扰富户。）又因其不免&ldo;启乡绅挟制朝廷之渐&rdo;，而可能引起朝廷的猜忌。[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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