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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这些都可以算作意图&ldo;回向三代&rdo;的例证之一。征诸乾隆初政的许多做法，岂不正是要把&ldo;复古&rdo;作为一个重大的追求目标？[7]

中国文化传统原本奉前人为榜样，而不以未来为标的。在儒家思想里，一向有一个极大的题目，就是如何&ldo;回向三代&rdo;，回归古代&ldo;内外合一&rdo;、&ldo;天人合一&rdo;的至高境界。[8]乾隆初年的有关努力，正是对儒家正统学说的一个重大实践。它意义深刻，既&ldo;传统&rdo;，又带有一定的&ldo;现代性&rdo;。在我看来。也远比所谓&ldo;统一&rdo;或&ldo;盛世&rdo;来得重要；它与其说是为了证实清人统治的&ldo;合法性&rdo;，不如说是在积极地确立清代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地位。而且，化&ldo;空言&rdo;为&ldo;实事&rdo;，其意义怎样说来都不过分。

但&ldo;回向三代&rdo;，却并非那么容易。在历史上，至少曾有过两次重大的尝试，一次是在汉代，[9]一次在宋代，都未能成功。[10]仅就主观原因来说，前一次可谓&ldo;貌合神离&rdo;，后一次却是&ldo;君相分立&rdo;。乾隆朝则过于突出皇帝个人，不但君相合一，甚至君代臣职。皇帝的素质暨儒学素养是超越前人了，甚至不在一般朝臣和名儒之下，但也造成了所谓&ldo;君孤&rdo;的现象。

乾隆四年八月壬辰，刑部尚书尹继善面奉谕旨，曰：今当&ldo;上法&rdo;三代；但经一番阅历，才知其难。只有寄望&ldo;与诸臣交相儆戒&rdo;，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意谓希圣希天，有为者亦若是耳。由今观之，不但尧舜汤武，夐乎难追。即（汉）文帝（唐）太宗，亦且有志未逮。可见天下事，责人甚易，而自处则难。局外旁观甚易，而以身阅历则又难也。[11]

而施政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乾隆五年正月壬戌，御史朱续晫条奏三折，以为效法汉之文帝、唐之太宗，不若效法唐虞三代，上谕：

若浮慕虚名，有意规仿，则效法汉唐，尚属虚假，而况于唐虞三代乎。

表示不愿改变初衷。[12]

七月庚寅，复谕：初意于&ldo;养民&rdo;有所成效之后，即兴&ldo;教化&rdo;；它不是发展经济与地方建设，办几件事就可以令人满足的，朕之初意，俟养民之政渐次就绪，闾阎略有盈宁之象，则兴行教化，易俗移风，庶几可登上理。岂封疆大臣，能办地方一二事，遂足以满朕之望乎？

朕日以皋夔稷契望天下之督抚，天下之督抚。亦当以皋夔稷契自待。不可识见短浅，过自匪薄，徒沽名誉，徒邀嘉奖，为言官之所轻也。[13]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上谕：本朝政治清明，并无历代之弊（如女宠、宦官、权臣、强藩等），昔人谓持盈守成，艰于创业。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夫振纲纪，修制度，可谓有法矣。然此特致治之具，而未可为根本之图。……（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

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康熙以来，连续出现几个&ldo;英主&rdo;，设若将来遇到&ldo;庸常之主&rdo;，国是岂不&ldo;必致凌替&rdo;？‐‐这正是朕心中之隐忧，由此以观，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

所以，此时&ldo;回复三代&rdo;，建立&ldo;万年不拔之基&rdo;，方是&ldo;根本之图&rdo;，今国家当太平之日，承重熙累洽之后，所以立万年不拔之基者，诚不可不及是时而加之意也。……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为之有其渐，施之有其方，实非不可举之政。……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假令畏难图便，晏然自谓已治已安，则祸患即已潜伏，不可不惧也。[14]

仍在坚定的宣示他的决心，甚至不惜出以危言（祸患潜伏，不可不惧）；&ldo;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rdo;一句，更表示出具体的操作方针，非&ldo;泥古不化&rdo;者可比。

此际除御史朱续晫外，还有一些重臣表达了对&ldo;回向三代&rdo;的支持态度（尽管这仍不能让皇上满意）。乾隆九年二月乙丑仲春经筵，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曰：

皇上精一执中，继唐虞之道统，尊崇正学。一天下之人心，……天德王道，备于是矣。[15]

十月庚午，幸翰林院。上举十八学士登瀛洲事，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曰：

卿等无痌房杜，顾朕弗逮唐太宗耳。

二臣惶恐避席，奏言：

陛下上法尧舜，过唐太宗远甚。臣等谫劣，亦思孜孜日赞，少效交修之责。然限于才力，痌出房杜下，有负圣谕。[16]

但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ldo;回向三代&rdo;，有没有他的&ldo;谋主&rdo;？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来，与汉代、宋代颇有不同，这次行动并非由臣下（或所谓名臣、名儒）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ldo;策动者&rdo;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17]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几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鄂（尔泰）党争一类的区分所能说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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