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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第1页）

七、统驭方法和君臣关系面对广土众民驾驭各省大吏的方法（如陈宏谋、年羹尧的例子）吏治积习（观望、迎合、宽缓、因循、粉饰、欺诳、疲玩、废弛）官场文化《叫魂》官员的&ldo;反行为&rdo;

我在清代政治史会议论文中写道：金川之役是一场很难缠的战争。一代名将张广泗失败了，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也失败了，年轻的傅恒自告奋勇前往督师，难道就不会重蹈覆辙？他有没有这个信心？皇帝也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性的。但他居然能够马到成功。而且很明显，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ldo;非战场&rdo;上取得了胜利。

傅恒是怎样做到这点的？他怎样实现了&ldo;下克上&rdo;，&ldo;操控&rdo;了皇帝，&ldo;诱导&rdo;他做出明智而灵活的选择？并最终给他找好下台的台阶？这是怎样一种&ldo;反行为&rdo;？

在有关文字中，我多次提到了&ldo;反行为&rdo;一词，&ldo;反行为&rdo;是什么意思呢？&ldo;反行为&rdo;的基本定义之一，就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下，采取一种顺从的态度，却在下面在暗地里实施若干&ldo;只可意会不可言传&rdo;的&ldo;猫腻&rdo;行为，将事情&ldo;反过来&rdo;。傅恒就是此道高手，乾隆十三年的金川之役，就是其典型的例证。其实，清朝许多官员（尤其是高官）也都会此道。否则，那些&ldo;官场行为&rdo;恐怕就不好解释。

我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讲课时曾说：所谓官员的&ldo;反行为&rdo;（&ldo;对应行为&rdo;），可能具有如下几个要点，其一，是首先要称颂皇上圣明、臣下愚昧，如&ldo;臣跪诵之下，仰蒙圣恩，训诲周详，至为严切，不胜皇悚&rdo;，高帽子戴足（如叫魂案中）；其二，是要表现出十二分的卖力，如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日行军二三百里依然连夜上奏；其三，则要乘机把实际情况，特别是所遇困难，充分讲足，以为他日地步；但不可稍事渲染，也不可自作结论，而是让皇上自己体悟；其四，便是需&ldo;装点几分&rdo;了，如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称，若缅人有几分投降光景，奴才等装点几分便可云云。将&ldo;反行为&rdo;概念运用到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还有魏淑民&ldo;清代乾隆朝省级司法职能研究&rdo;（清史所博士论文，2009）、李燕&ldo;皇帝司法权的另类叙事‐‐道光朝特旨交审案件为中心的考察&rdo;（法律系硕士论文，2009）；法兰西院士巴斯蒂（bastid‐bruguière）也表示，打算把&ldo;反行为&rdo;运用于晚清史（张之洞）研究之中。

八、通讯系统官府内部的信息系统邸报咨文&ldo;驻京办&rdo;

在乾隆十三年的粮政大讨论中，皇帝让督抚们发表意见，最早有个巡抚上奏，说了很多&ldo;违心&rdo;的话，结果挨了训，后来督抚们就相信他的&ldo;真意&rdo;，一致转向皇帝那边了，‐‐督抚们是怎么得知这个信息的呢，在多次的&ldo;汇议&rdo;之中？

九、舆论政策如何面对&ldo;乌合之众&rdo;

通过金川之役那些大数量的上谕看来，也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皇帝的&ldo;受众&rdo;是谁？是所谓&ldo;愤青&rdo;吗？那还有没有&ldo;秘密外交&rdo;和决策的&ldo;迅速果断&rdo;？是所谓&ldo;群氓&rdo;和&ldo;乌合之众&rdo;吗？那它与&ldo;宣传&rdo;、&ldo;鼓动&rdo;又有多大距离？清朝这些所谓&ldo;古代&rdo;的做法，又与&ldo;现代&rdo;有多大区别？

十、研究方法问题

自从30年前清史研究所成立，就出现了一个主张&ldo;正面观察&rdo;，不再把清史、清代统治阶级&ldo;妖魔化&rdo;，相对而言，要把清史&ldo;写得好一点&rdo;（而不是相反）的研究趋势，这构成了一个基本立场，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只是有人不意识，有时分寸不好把握而已。

进而言之，正史编纂中存在一个&ldo;道义原则&rdo;，就是要尊重&ldo;古人&rdo;，认真听取当年那些&ldo;当事人&rdo;是怎么想的，他们对自己行为如何解释。如钱穆所说：研究历史有两种观点，一是&ldo;历史意见&rdo;，一是&ldo;时代意见&rdo;，&ldo;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rdo;。

在研究中不免会受到种种批评，如&ldo;古已有之论&rdo;和&ldo;客观形势论&rdo;，比如说：如果乾隆时出现了带点新意的政策，必定是客观形势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出路；我们的任务，就是阐明当时出现的客观形势。

问题是，乾隆与雍正与康熙晚期的&ldo;客观形势&rdo;究竟有多大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行政风格的极大变化？这种短期的&ldo;事件史&rdo;，是否能套用&ldo;长时段&rdo;的&ldo;背景变化&rdo;予以说明？第二，人是这样&ldo;客观&rdo;的吗？如此，他岂不成了&ldo;条件反射&rdo;下的&ldo;实验室动物&rdo;？

这还涉及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关心当事人的思想行为呢（传统史学看重的即&ldo;传主&rdo;的道德心性和治术经济），还是要得出什么&ldo;历史规律&rdo;，或历史的&ldo;客观真相&rdo;？

属于后者的表现有，谋求给当年忽左忽右的政策措施作些辩护，或为之寻找一种代替物。也许正是因此，才产生了清史研究中一系列的&ldo;虚妄史观&rdo;，如&ldo;失去了的机会&rdo;云云（这成为清史研究所主要的史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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