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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但宋朝可能是一个例外，宋朝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最低（不是说全无歧视），商业环境最为宽松。宋朝立国，即颁发一系列&ldo;恤商&rdo;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如太祖诏令：&ldo;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rdo;又如太宗诏令：&ldo;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rdo;（细碎交易不得收税）并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官吏如果&ldo;滞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rdo;。

&ldo;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rdo;的禁令也被突破，&ldo;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rdo;，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在宋朝一部分商法的制订过程中，商人还被政府邀为座上宾，参与修法。北宋太宗朝，陈恕为三司使（相当于国家发改委主任），他在制订茶法时，就邀请了茶商数十人协商讨论、&ldo;各条利害&rdo;。当时的争论很激烈，茶商提出的方案，是茶的商业利益尽归商人，商人&ldo;取利太深&rdo;；官方的方案是国家专营茶叶，利归官府，商人&ldo;灭裂无取&rdo;。最后朝廷采纳了折中的方案，&ldo;公私皆济&rdo;，换言之，即吸收了商人的意见。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不但给予商人表达利益的渠道，制订出来的法律也照顾了商人的利益，这在其他王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宋代因此也成了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说&ldo;全民皆商&rdo;或有些夸大，但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则是毫无疑问的。宋人非常有投资意识，&ldo;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rdo;所谓&ldo;舟舡往来兴贩&rdo;，是指长途贩运业，&ldo;解质&rdo;是放贷，&ldo;停塌&rdo;，是仓储业，总之有闲钱就拿出来投资。

北宋官员苏舜钦被罢官后，说：&ldo;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rdo;以前说古代的读书人只有&ldo;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rdo;一途，但在宋代，读书人不当官也不会饿死，经商也是光明正大的职业。宋代读书人不以经商为耻，洪迈《夷坚志》记载，宋徽宗时，&ldo;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rdo;借着到京师参加科考的机会，顺便也做了一笔生意。

农人弃农从商，或者半耕半商更是寻常事了。如南宋初，岳州农民&ldo;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rdo;，知州范寅敷大概为了避免田地抛荒，&ldo;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rdo;。想收回外出经商的农人的产权。但朝廷最终没有同意，因为户部认为，&ldo;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许人请射。&rdo;保护了经商农人的产权，也承认农民兼业的现实。

就连方外之人的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去。北宋东京的大相国寺，乃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东京的建隆观，也有道人做生意，&ldo;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都人用之&rdo;。开设当铺、放货收息是寺院自南朝以来的惯常做法，宋时此风更盛，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ldo;今（南宋）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rdo;陆游虽觉得&ldo;鄙恶&rdo;，但在商海中弄潮的僧人必不会这么认为，很多僧人还因经商致富，庄绰《鸡肋编》说：&ldo;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妇女多嫁于僧。&rdo;

女性经商在宋代也不少见，临安名小吃&ldo;宋五嫂鱼羹&rdo;的创始人便是一位女性，叫宋五嫂，原来是&ldo;汴京酒家妇，善作鱼羹&rdo;，宋室南渡后，南下&ldo;侨寓苏堤&rdo;，因为手艺很好，&ldo;人竞市之，遂成富媪&rdo;。宋代设有专管征收商税的税务官，叫做&ldo;栏头&rdo;，由于男性&ldo;栏头&rdo;对女性收税多有不便，还出现了&ldo;女栏头&rdo;，从这里也可看出宋代经商女性之常见。

商业浪潮冲击之下，以前作为权力中心存在、似乎庄严不可侵犯的衙门，也被商民租来做生意，如南陵县的一名市民，&ldo;就邑治大门之内开酒店&rdo;；台州州衙&ldo;仪门之两庑&rdo;也是出租给商户做生意，&ldo;僦为贾久矣&rdo;。这样的图景颇具象征性‐‐意味着权力对商业的包容与妥协。

得益于正在兴起的城市商品经济，宋代产生了一大批&ldo;先富起来&rdo;的大商人，北宋&ldo;都城之内，大商富贾，坐列贩卖，积贮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穑之艰难，而粱肉常余，乘坚策肥，履丝曳彩，羞具、屋室过于侯王。&rdo;南宋的临安城也多富商，&ldo;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rdo;

这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正在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在一些地方，富商跟地方官员可平起平坐。宋仁宗时，有个叫做苏缄的官员，调到广州南海当主簿，苏缄发现当地从事外贸的商人&ldo;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rdo;。一日苏缄受上级委派，查验一樊姓大商人的货物，&ldo;樊氏辄升阶就席&rdo;，在当时，这是失礼的，所以苏缄命人&ldo;杖之&rdo;。樊姓商人不服，到州法院上诉，知州将苏缄召来斥责，苏缄辩解说：&ldo;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rdo;知州不知如何反驳。这里展现了一场新与旧的较量：新成长起来的商人力量与旧的等级秩序之间，正在角力。假以时日，商人阶层未必不能发育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可惜宋后的明清两代，又重回抑制商人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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