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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第1页）

分税制的实施成效非常显著，在这项制度执行的第一年‐‐1994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猛增200，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在全国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比上年只增加2。

分税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从1995年到朱镕基退任的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

在制度原理上，分税制是一项联邦财税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采用不同形式的分税制，然而这一制度在中国却发生&ldo;变异&rdo;，成了中央实现经济集权的手段。作为分税制的首倡者之一，吴敬琏在晚年对这一制度的实行现状非常不满，在他看来，推行分税制的前提是必须清晰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分配，然而这两项都被刻意地&ldo;回避&rdo;了。187

首先是事权不清，特别是中央政府，将公共服务部分的大部分支出转嫁到了县以及县以下的政府头上，以2004年为例，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约占45，但财政支出却约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2。在教育事业费上，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会保障补助方面，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10倍。在中央上收省里的部分税权的同时，地方也上行下效。省里上收地市政府的财政税收，而地市一级就上收县乡财政税收，其结果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余下不到17的水平，却要负担80的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支出。由于&ldo;支出责任&rdo;的过度分散化，逼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自己变成&ldo;企业&rdo;去赚钱。

其次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将大部分税收持于手中，却不公开财政支出细目，拒绝建立对话协商机制，应转移到地方的那部分从来不与地方讨论，不接受监督，而是以&ldo;项目建设&rdo;的方式落实，投资及决策权力集中于国务院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各大部委，地方政府毫无话语权，只好在北京设立&ldo;驻京办&rdo;，出现了所谓&ldo;跑部钱进&rdo;的恶劣局面。地方一&ldo;跑部&rdo;，中央的权威当然就至高无上了。

这两个问题，直白地说就是：地方把大部分的钱交上去了，但要花的钱却越来越多，中央把大部分的钱收上来了，但怎么花却从不跟地方商量。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指出，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ldo;统率性规则&rdo;。188基于联邦政体的分税制在中央集权政体的中国发生&ldo;变异&rdo;，正是这一规则的生动体现。

1998年的&ldo;三驾马车&rdo;

1998年3月，朱镕基当选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在全国&ldo;两会&rdo;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即席慷慨发言，宣称：&ldo;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do;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为日后的中国经济打造出了&ldo;三驾马车&rdo;。

从1997年夏季开始，美国的对冲基金狙击亚洲各国货币，引爆&ldo;亚洲金融危机&rdo;，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及韩国的资本市场相继失守，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泰国的居民资产则跌去了44、43和41。金融风暴肆虐周边各国和地区，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产业经济和民众心态，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更是一派萧条，到1997年中期，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ldo;结构性过剩&rdo;的现象。朱镕基曾在会议上承认，95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ldo;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rdo;。更让人担忧的是，当时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总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275万人，其中只有少数人找到了新工作。1998年6月，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数千人，经济损失巨大。在金融危机和天灾的双重打压下，中国出现了自1988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萧条。

正是在这种&ldo;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rdo;的时刻，朱镕基以三大经济政策，将中国经济拉出泥潭。

首先，启动城市化建设。朱镕基宣布实施&ldo;积极的财政政策&rdo;，从1998年到2001年间，政府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同等额度的&ldo;配套资金&rdo;，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高速公路、铁路和大型水利工程等，同时，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

其次，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四小龙经济元气大伤，相对而言，未受重创的中国经济则出现了&ldo;水落石出&rdo;的效应，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从而催生了&ldo;中国制造&rdo;的繁荣景象。

最后，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1998年7月，国务院作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几乎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这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

这三大政策分别着力于投资、出口和内需，由此构成拉动经济复苏的&ldo;三驾马车&rdo;。在哀鸿遍地的1998年，中国经济率先触底反弹，&ldo;否极泰来&rdo;。正如全球经济史上一再发生的景象一样，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伴生出一个经济强国，在危机四伏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幸运地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它不但没有被击倒，甚至逆流而上，一举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

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

在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一直以放权让利和推行承包制为主要手段，至1992年6月，国务院还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然而，这些试图绕开产权清晰而展开的种种放权性措施，都被证明是极其失败的。进入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了86倍。

朱镕基很快放弃了沿袭了十多年的思路。他认定国家已经无力照顾数以十万计的&ldo;亲生儿子&rdo;，必须有所放弃。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ldo;九五&rdo;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宣布实行&ldo;抓大放小&rdo;的改革战略。

所谓抓大，就是模仿日韩的大公司模式，选择一些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在金融信贷政策上予以扶持，通过&ldo;实业-金融&rdo;混业经营模式使之迅速壮大。1996年，中央政府对1000户重点企业中的300家明确了各种信贷扶持政策。同时，国家经贸委宣布，未来几年将重点扶持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长虹这6家公司，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ldo;世界500强&rdo;。在中央政府确定了&ldo;国家队&rdo;之后，各省应声而动，纷纷开出自己的扶持名单，宣布将在若干年内将它们送进&ldo;中国500强企业&rdo;之列，而各地市则相应地提出了打造&ldo;省级百强企业&rdo;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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