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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杨鹤曾经希望皇上从宽发落，&ldo;愿以子代尽一片忠心&rdo;，杨嗣昌也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逮捕杨鹤的命令是崇祯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发出的，在北京附近担任册海关内道右参政的杨嗣昌，于三天后接到邸报（官方新闻公报），立即向皇帝上疏，请求&ldo;代父承罪&rdo;，看在父子两代效忠朝廷这点上，从轻发落。皇帝不为所动。而远在陕西的杨鹤接到这一圣旨，已经是十月十一日了。接旨后，他立即上疏申辩，一方面指出：臣出任总督，原非其据，委婉地批评皇帝用人不当，另一方面指出，赴任以后，朝廷不断从陕西三边抽调军队保卫京师，致使当地兵力单薄，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招抚政策。这些话并非托词，都有事实根据，但是要皇帝分担责任，是官员们最为犯忌的做法。杨鹤的事之所以无法挽回，恐怕与此不无关系。不久，杨鹤遣戍（发配）江西袁州。崇祯七年（1643年），皇帝提升杨嗣昌为宣大山西总督，杨嗣昌委婉推辞：臣父杨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臣向心复居此职？其实是希望以宽赦父亲之罪作为一个交换条件。皇帝在答复杨嗣昌时，嘉奖他边略娴熟，足堪胜任三镇总督，不准推辞；对于宽赦杨鹤之事，根本不予理睬。

崇祯八年十月，杨鹤死于袁州戍所。家人把噩耗奔报在长城边防的杨嗣昌，话还未讲完，杨嗣昌惊号一声，昏厥过去。苏醒后，始终心神迷离，半个多月不知人事。稍稍康复，他向皇上请求，恢复亡父的官衔，否则不但亡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皇帝大概考臣到杨嗣昌地位重要，居然松口：&ldo;念杨嗣昌拮据冲边，杨鹤准复原官。&rdo;实际上无异于表示先前对杨鹤的处分有所不当，以此来激励杨嗣昌尽忠报国。联系到日后杨嗣昌死于疆场，杨氏父子为崇祯朝平定内乱，可谓鞠躬尽瘁了。

崇祯皇帝也确实器重杨嗣昌，以为人才难得。在内忧外患的交困之中，兵部尚书几乎没有一个是称职的。当洪承畴、卢象升忙于在中原战场全力对付&ldo;流寇&rdo;之际，崇祯九年六月，满洲铁骑突然越过长城张凤翼身上。为了逃避指责，张凤翼请示出京督师，指挥各路勤王军，然而一败再败，张凤翼惶惶不可终日，自知不免一死，便采取慢性自杀的办法每天服用少量大黄，致使病情日甚一日。八月二十九日清军退出长城，九月初张凤翼一命呜呼，逃避了下狱论死的难堪。负有直接责任的宣大总督梁廷柜如法炮制，自杀身亡。

张凤翼自杀后，崇祯皇帝环顾廷臣，无一人通晓军事可堪中枢之任，便想起了前宣大总督、现丁忧在家的杨嗣昌。按照当时惯例，父母死亡，官员必须在家服丧守制皇帝鉴于形势紧急，不经朝廷大臣推举径直由自己下旨&ldo;夺情起复&rdo;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杨嗣昌，字文弱，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由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等文职，逐步升任宣大总督。因父死于忧辞官，又遭继母之丧，长期在家守孝。接到皇上&ldo;夺情起复&rdo;的圣旨，三次恳辞不许，杨嗣昌于崇祯十年三月抵京赴任。

此人颇有才华，办事干练，广泛涉猎文献，对前朝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于笔札富有辩才堪称是明大臣中的佼佼者。因此当皇帝召见时，他与其他大臣的拘谨木讷截然不同，毫无拘束地侃侃而谈，令杨嗣昌感恩戴德，接连不断地向皇上条陈摆脱内外交困的三大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方可荡寇。最值得注意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其实这是一个传统话题，远的且不说，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就把&ldo;欲攘外者必先安内&rdo;作为治国方针提出。杨嗣昌再次重申，目的在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铁骑两次南下所显示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ldo;流寇&rdo;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这是战略上无法回避的抉择，也是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一年之前兵科都给事中颜继祖提出六项当务之急，其中之一就是&ldo;灭奴先灭寇&rdo;－－要消灭满洲必须先消灭流寇&ldo;，但似乎过于空洞。杨嗣昌则不然。他的《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写得颇有深度，首先从皇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的圣旨中提及&rdo;安边荡寇&ldo;四字谈起，表示不同见解：皇上似乎以为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安内方可攘外。开宗明义就不同凡响，一下子就抓住皇上的思绪，然后细细剖析：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十分危急。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今天的读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rdo;攘外必先安内&ldo;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但是只要不因人废言，设身处地观察晚明时局，那么不得不承认，杨嗣昌阐述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安定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这一点在当时朝廷中江无异议，分歧只存在于攘外的策略方面。

为此必须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两银子。对于杨嗣昌在赋税中加派军饷（剿饷）的建议与做法，在明朝灭亡后，不少遗老遗少都予以严厉抨击。彭孙贻就是一个代表，他在《流寇志》中对此评论道：杨嗣昌加派军饷是&rdo;重困吾民&ldo;，&rdo;一言而亡国&ldo;。实在是过于偏激的不实之词。其实作为一个应急措施，开征剿饷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正如邹漪《明季遗闻》所说，把&rdo;加饷殃民&ldo;作为杨嗣昌的罪状，恐怕未必可以作为定论，因为剿寇需兵，用兵需饷，卢象升督师已经建议请行，设身处地，不必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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