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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第1页）

波伏瓦：你开始意识到，你的自由存在于对历史和世界压力的反抗之中。

萨特：对。为了维护我的自由，必须对历史和世界起作用，在人和历史、世界之间造成不同的关系。这就是出发点。战前我首先体验到一种个体的自由，或者至少我相信自己体验到了它。这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它呈现出多种形式，但总的说来这是一种个体的自由，这个个体正试图表现他自己并克服外来的力量。战争期间我体验到一件在我看来是与自由绝然相反的事情‐‐去打仗的职责‐‐一个我没有弄清楚原因的职责，虽然我完全是反纳粹的。我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应该进行一场生死搏斗。我在对这场战争的介入中第一次理解了我的矛盾，我希望是自由的介入，然而这不过是某种强加在我身上的东西，不是我真正自由地渴望的东西，而且这东西强加于我甚至可以导致我死亡。然后有了抵抗运动的自由，这使我把一种专制的社会力量同反对它的个体的自由相对立，我认为这些个体将会赢，因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自由地看到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在解放时期我觉得他们释放出来的力量与纳粹的力量本性一样，不是说他们有同样的目的或者他们使用了类似杀害百万犹太人和抵抗战士的方式，而是说，这种集体主义的力量，这种对于秩序的服从，跟纳粹是同一种类。而美国军队到达法国，对许多人说来，包括我自己，好像是一种暴政。

人们是戴高乐主义者。我不是，但我感受到他们感受的东西：一个法国政府的权力的必要性，一个政府的权力，因此也就是戴高乐的权力的合法性。我并不同意这一点，但我感受到这种观点的力量。此外，解放后，开始出现一个非常强大的共产党，比它在战前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得多，几乎包括了法国第三等级的所有的人，对于这些统治我们的集团采取某种态度已成为必不可免的事，就我说来，我呆在它们之外，就像梅洛-庞蒂一样，虽然我们的原因并不相同，我创办了《现代》评论，我们是左翼，但又不是共产党。

波伏瓦：你创办《现代》是为了参加政治斗争吧?

萨特：确切他说不是这样的。这是为了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和在集体生活的外交、政治和经济方面发生的事件在一切水平上的重要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每个事件都有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都构成这个事件的一种意义，而且，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同佯的意义只有在这种特定的水平上被其所包含的东西所改变。主要的想法是，我们应该明白，社会上的每一件事都有许多方面，每一方面都以自己的方式同时又是完全地表现了这个事件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在完全不同形式中找到，而且它或多或少在不同层次的每一种水平上得到深入发展。

波伏瓦：但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一致的地方。我们马上就回到你说的矛盾的问题上去。这儿你指出了一个文化人的生活，你的写作找到了对自身的限定‐‐它是介入的。你主编《现代》，这也表现了同样的倾向，这一切在我香来完全是一致的，刚才你为什么谈到矛盾，并说你战后的生活是在某种矛盾中度过的?

萨特：因为一致性是合乎一个人的生活中的愿望的，但它仅仅对于正题或反题适用。我说的正题是观念和习惯的一种总合，它宁可说应该大体是一致性，尽管本身包含着一些细微的矛盾，同样地，反题也应该有一种一致性。这两者之中的每一个，正题和反题都可以解释为对另一个的对立物。然而我来为你展开可以被称为正题的东西;而其余的东西可以为你解释为反题。在我生活的第一阶段，虽然有些模糊，我看到了我的自由和世界之间的对立。战争和战后这些年除了对立的发展再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选择&ldo;社会主义和自由&rdo;作为我们抵抗运动的名称时我想指出的东西。一方面是一种有秩序的团体的思想，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主义发展;另一方面，自由的思想，这是每一个人和全体的自由发展，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想是相对立的‐‐甚至在每一个单独存在着，一个人从另一人那里分开的时候。在战后我所发现的东西就是我的矛盾和这个世界的矛盾，在于自由观念，个人的充分发展的观念和个人所属集体的同等的充分发展的观念的比照，二者一开始就显得矛盾。社会的充分发展并不必然是一个公民充分发展的先导，在这种水平上，一个人可以为我的历史，战后我的清楚明白的、战前我的模糊朦胧的历史提供解释;也就是说，我的自由的观念意味着他人自由的观念。只在他人自由时我才能感到自己自由。我的自由意味着他人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不可限制。但我又知道有着制度、政府、法律，总之是强加于个体之上，不让他以任何方式自由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一整个对立物。就在这里我看到矛盾之处：因为作为一个社会世界必须有某种体制而我的自由又应该是完全的。这个矛盾在占领期也很明显。抵抗意味着非常重要非常严格的许多准则，例如，进行秘密工作或完成特别的危险的战斗斗争任务，但它的更深的意义是建立另一个应该是自由的社会，因此个体自由的理想就是建立他为之战斗的自由的社会。

波伏瓦：你最强烈地体验到这种矛盾是在什么时期?你是怎样在每一境况中解决它的?

萨特：这些矛盾的解决必定都是临时性的。首先是革命民主联盟，同胡赛和诸如奥尔特曼那样的人在一起，编辑《解放报》

波伏瓦：是当时的《解放报》??

萨特：当时的《解放报》，这是一份激进的社会主义报纸，后来有点亲共产党，然后成了共产党的报纸，以后又多少有点亲共产党。这个运动希望从共产党那里分离出来，同时又是革命的，它想以革命的手段造成社会主义。其实这都是唱的些高调，它们没有任何意义，首先，是改良还是革命?是一种在运动中仅仅让改良来鼓气的革命?那么这就是自己反对自己‐‐这是战前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或者它真正是一种革命运动?在我看来，这儿虽有一些带着这种倾向的人，但革命民主联盟的改良主义成分大大地多于它的革命性，特别是因为胡赛，一个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除了他那张唱高调的大嘴，没有一点革命性。我是被劝诱进革命民主联盟的，我并不是坚决自愿参加的。我参加之后，他们给了我一个重要职务，我接受了;但我和胡赛之间有着十分严重的对立。我看到胡赛正转向改良主义，他想为革命民主联盟向美国工人联合会申请资金。这在我看来近乎发疯，因为这意味着让一个法国团体在财政上依赖这个美国大组织，这同我们提出的左翼政策是那样不同。我反对胡赛的这种倾向。这个矛盾在胡赛去美国后爆发，他在那儿募集了一点钱。他更多地是和奥尔特曼，为那些可能对革命民主联盟感兴趣的人们在法国组织了一个大会，邀请了那些美国人。

波伏瓦：你已经谈过这一点。我感兴趣的是，看到你认为临时解决的东西实际上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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