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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同书卷七五载：“永隆二年八

月敕：?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后人多以

为“杂文”即诗赋，如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水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两篇，初无定名。《唐书》

自不记诗赋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八“进士”条则云：“永隆二年，以刘思

立言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而清徐

松《登科记考》卷一则云：“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

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我们认为进士科始试诗赋不会早至高宗

水隆年间（680—81），也不会迟至玄宗开元间（719—41），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始于武后朝，参看尚定

《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2《文苑英华》收有“省试诗”十卷，“省试诗”即“试帖诗”，其中有许多拟作，例如白行简于元和二

年（807）登第，其年所作的试帖诗为《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但除此之外，《文苑英华》中还收有他的

五首试帖诗：《春从何处来》（卷一八一）、《夫子鼓琴得其人》（卷一人四）、《归马华山》（卷一八

五）、《金在镕》（卷一八六）、《李太尉重阳日得苏瞩国书》（卷一八九），而这些诗皆不见于《登科

记考》所载之历年试题，当为白氏自拟之题。

3《赠翰林张四学士垍》八韵。《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五首为二十韵，《桥

排的写作与试帖诗有多少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杜甫主要是为了提高试帖诗

的水平而写五排，那他为什么不按格式只写六韵呢？至于安史之乱之后，杜

甫早已断绝了参加进士考试的希望，但他在飘泊西南之际却更加用力于五排

的写作，那就更与进士科举风马牛不相及了。第二，唐代试帖诗的命题是有

一定的范围的，主要有歌咏宫廷生活，描写时节景物等几类，士人们自拟的

题目也不出其范围。而社甫的五排却十之七八是投赠之作，虽多歌功颂德之

词，也不乏叹穷嗟卑之语，在题材内容上与试帖诗差异甚大。这种五排的写

作显然对写好试帖诗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

那么，杜甫究竟为什么醉心于五排这种形式呢？毋庸讳言，五排这种诗

体既要求声韵、对偶的整齐合律，又要求词藻、典故的富丽精工，写作的难

度要超过其他诗体，同时也就最适宜于表现作者的才学。而且五排形式严整，

风格也随之较为庄严雄丽，1最适宜于用来歌功颂德。所以当杜甫要想以投献

诗篇的方式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汲引时，长篇的五排显然是最合适的诗体。

杜甫早期的五排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奉

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上韦左相二十韵》等就是在这种动机下写成的，

所以诗中多有谀词，我们不必为贤者讳。然而这并不是杜甫爱写五排的全部

原因。让我们先考察一下杜甫写作五排的过程：在安史之乱之前，杜甫所作

的五排多数为投赠之作，但同时也有非投赠之作，例如作于天宝八载（749）

的《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到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整个诗歌创作

倾向发生了转变，他的五排也不再以投赠为主要内容。肃宗至德二载（757），

杜甫被拘于沦陷的长安，作《遣兴》以抒与家人离散思念幼子之情，作《郑

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以写乱离中邂逅旧友悲喜交集之情景，诗人逃归

凤翔后又作《得家书》写初得家书后既欣慰又惆怅的心绪，这些五排的内容

都与同时所作的其他诗体无甚区别。安史乱后杜甫一共作五排一百十首，其

中投赠之作只有三十多首，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其时的投赠之作也不

再如早期作品那样以歌功颂德、祈求汲引为主要内容，例如《寄李十二白二

十韵》写李白才高命蹇的悲剧及自己的思念之情，《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

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写对远谪的朋友之关怀，中间还映带着国家的危难

等社会现实。还有一些投赠之作其实就是咏怀之作，不过写成之后寄给别人

看看而已，所以诗题不是简单的“奉赠某某”之类，例如《遣闷奉呈严公二

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等。这种情况告诉

我们，除了安史之乱以前的一个阶段之外，杜甫写作五排的主要目的并不是

以之为干谒权贵的工具。

我们认为，杜甫之所以喜爱五排这种诗体，其主要原因不应到文学之外

去找。也就是说，杜甫喜爱的是五排这种诗体自身而不是它的非文学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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