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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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我长大了才知道她的这些理论来自于我们古老的《增广贤文》。我在她的唠叨声中一天天地长大。她的唠叨声潜移默化地成了对我的启蒙教育，这是她和我当时都没有想到的。有一年春天突然下起了暴雨和冰雹，冰雹大得像鸡蛋大。我一看拍着手说真好，我正笑着，我姥爷给了我一巴掌。

他骂道：“小兔崽子，你还笑，我看你过几天吃啥?”

这一场冰雹把地里的庄稼砸坏了一大半，果然没几天就青黄不接了。没有菜只能吃咸菜和干白菜，主食只有玉米面烙的大饼子。那年月城市里每人每月只供应二两食用油，乡下就更苦了。吃这些东西我经常拉不下屎来，这时我姥爷就用给猪打针用的针管吸满肥皂水，注射到我的肛门里。如果我还拉不出来，我姥姥就用手把我那像羊粪一样硬的屎抠出来。我从小就是吃玉米面和高粱米长大的，这两样东西我吃怕了，现在生活好了，有人把它称为杂粮，偶尔也要调剂一下，我是一辈子不吃也不会想它。

小时候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过年了，年前的十几天我就急不可待地要算计还有几天过年。过年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能解馋。用我爷爷的话来形容过年：

“正月里这几天，人们拉的屎和平常都不一样，这几天的屎是油光锃亮。”

在一年中除了过年以外，还有一天能吃到肉，那就是我姥姥家杀猪的这一天。我姥姥每年都要喂一头猪，开春的时候养起来，冬天快过年时杀掉。我喜欢看杀猪，谁家杀猪我都会跑去看，更想亲手试试!无奈大人们不让，我参军以后才实现了这个梦想……

每年我姥姥家杀猪都会把邻居们请来吃肉，我的任务是去把邻居老李家大姥爷请来。他是个瘸子，老伴去世了，以给人补鞋为生。他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儿子比我大八九岁，我姥姥给他起了外号叫“李大白话”。他一有空就给我讲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故事，现在回想起他讲故事的情景会觉得十分可笑。他大部分都是信口开河，胡编乱造，只见他摇头晃脑绘声绘色，整个故事都释放出他对未来生活的渴望和幻想。把我听得是如醉如痴!

有时他也会来点荤的，这天他给我讲了一个老瞎子手拿单弦，给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大姑娘算命的故事。他随着故事情节边讲边唱，歌词我现在还记得，应当是京东大鼓的曲调。他讲到该唱的时候，就顺手从炕上抓过扫炕的笤帚，抱在怀里当成单弦，他一边拨笤帚一边唱；“老太太，哪个‘松’啊啊。”他唱完这句接看讲道：

“这老太太一听老瞎子唱她‘松’，她不高兴了，她正要发作，就听老瞎子又一唱，老太太又乐了。”

只听他接着唱道：

“好比那松柏树，冬夏常青啊!”

我记得他讲老瞎子唱大姑娘的歌词是“大姑娘，哪个紧呐啊，她的锦绣前程无限光荣啊。”

我当时还理解不了“松”和“紧”的意义，尽管他表演得十分到位，我还是情绪不高。见此他干脆说我教你唱吧，我的模仿能力很强，就对他说：“就这两句你不用教我都会唱。”

说着我便学着他的样子唱了一遍。他一看我学会了，就对我说：“你现在回家给你姥姥唱去。”

我不知是计，就跑回家对着我姥姥唱了起来，我姥姥听了十分生气，一抬手给了我一个嘴巴。我捂着脸飞快地逃出去，就听我姥姥在屋里骂：“不学好，这他妈是谁教的。”

我逃到院子里看到他爬在墙头上，一脸坏笑的看着我，我过去问他我姥姥为什么打我，他只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回答。

在1969年的夏天，我上学了。我们的学校叫刘房子公社中心小学，离我姥姥家很近，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学校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坐的板凳是《红灯记》里磨刀师傅耍的那种凳子。秋天我们全班要去打柴，以便冬天取暖。那时东北的冬天可比现在冷多了，教室里四处漏风，上课时用不了十分钟，老师就要叫同学们站起来跺跺脚。没几天我的脚就冻坏了又痒又疼。有一天，上课时我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跑回家了。以后任凭我姥姥怎么骂我，我也不去上学了。

赵影是个小姑娘，和我是同班同学，小名叫二胖是我姥姥家的邻居。她爸在火车站工作，是国家工人，每个月都开工资，因此她们的伙食非常好。有一天她妈妈在收拾一条鱼，她妈妈把鱼鳃掏出来扔给了猫，那猫叼起了鱼鳃跑到院子里香甜地吃了起来。当时我还没有吃过鱼。鱼在姥姥和奶奶家是稀罕玩意，那里没有江、河、湖、梅，哪里有鱼呐。因此我想尝尝鱼的味道，我看见猫吃得那么香甜，就认为那东西一定好吃。

我飞起一脚就把猫踢跑了，一把抓起了地上从猫嘴里夺下的滴着血粘着土的鱼鳃，毫不犹豫地塞进了嘴里。我嚼了两口感觉嘴里又腥又涩，急忙把它吐了出来。二胖看见我满嘴是血地吐个不停，就在一旁哈哈大笑。我不由得恼羞成怒，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砸在了她的头上。可怜的二胖让我打得哇哇大哭，头上流了许多血，她妈妈急忙把她送到了公社的卫生院……每次我在外面闯了祸，姥姥都要收拾我，可是尽管我那次吓得要死，我姥姥还是没有打我。姥姥家那里偶尔也会放映电影，电影是露天的，在我们小学校的操场上拉起屏幕，等天一黑就开演了。放电影是免费的，一年也就几次。电影这东西在农村非常新鲜。那时候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此一听说公社要放电影，乡亲们就比过年还热闹。我现在想起这事情还非常佩服我们的农民，放电影的时候公社干部是从来不通知大家的。因为干部们怕挤进学校里的人太多，甚至还有点封锁消息的意思。那年月既没有电话更没有传呼机，可是十里八地的农民总是能准确地搞到情报，他们扛着椅子，搬着凳子，背着孩子，打着火把，成群，吆五喝六，前呼后拥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场面蔚为壮观。那时候不要说是我，就连大人们为看电影倾注的热情都不可思议。无论天寒地冻还是蒙蒙细雨，无论是有没有看过，甚至是来晚了挤不进去根本就看不着电影，他们也得在外面转悠着听声。当时的放电影已经超出了它本身应有的范畴，它是农民热闹、红火、发泄、沟通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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