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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三）皇太极神奇即位

天启六年（金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天命汗努尔哈赤去世，皇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被诸贝勒议立为新汗，尊称&ldo;天聪汗&rdo;，改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虽然接下了父亲大汗的职位，但事实上他的实权却远逊于其父努尔哈赤。他老子的江山和大汗的名位是自己打下来的，是&ldo;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rdo;，其汗位是&ldo;天任之为汗&rdo;，而皇太极的大汗则是贝勒们商量的结果，既不是他老子指派的，也不是上天任命的，因此从这一点来说，他这个大汗做得就不那么舒坦。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时，在他的子嗣之中以大贝勒代善最有希望、最有资格，也最有实力继位为君。代善系第一位后金国大福晋所生的皇子，军功累累，位列四位大贝勒之首，具体处理军政要务，还曾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太子，被指定为帝国的继承人。他本人身为正红、镶红两旗的旗主，他的亲侄子杜度掌镶白旗，儿子岳讬、萨哈廉、硕讬、瓦克达均是辖领牛录、带兵打仗的勇将，而这其中岳讬、萨哈廉、硕讬三人和杜度还是所谓的&ldo;执政贝勒&rdo;，在后金的政治结构中属于高层官员。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代善是被废的太子，但按照努尔哈赤宣布的&ldo;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rdo;的制度，新汗将由诸贝勒&ldo;任置&rdo;，因此以他的实力来说，还是极有可能继任新汗的。而相比之下皇太极的实力则非常有限，仅领有正白旗，位居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后，为第四位大贝勒，他的子嗣也没有大贝勒那么勇健，本人在军队的影响力也非常一般，甚至还不如十二弟阿济格、十五弟多铎、十四弟多尔衮三个小兄弟。

然而，就是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之下，皇太极居然就赶上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大贝勒代善居然带头让贤，提出立皇太极为君。最有实力的大贝勒这样说，其余人自然不愿当出头鸟，于是老爹死了没多久，皇太极便被诸贝勒&ldo;任置&rdo;为天聪汗。但皇帝虽然当上了，能管的东西却不多，皇太极登基之时便由他和其他贝勒书写五份誓词，祭告天地，规定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并尊，以他们四位为主，加上阿济格等十一位贝勒，共同治理后金帝国。即便是开朝会的时候，作为四大掌权者之一的皇太极也是与三大贝勒同坐于上，接受其他贝勒与八旗官将朝拜。

第四部分

第61节：奈何江山唱晚（61）

事实上有关皇太极登基的这段历史，并没有过多详细的记载，很多故事也都是后人的猜测，但如果冷静地看待这件事，我们就能发现这种做法确实是被迫而为。按照当时各个贝勒的实力来讲，当新汗，很多人都有资格，代善要当，别人肯定不干，别人要当还有更多的人不服。在这种情况下，代善领头把实力不济的皇太极推到汗位上，既可以平息纷争，让后金帝国免于分裂，同时自己和皇太极平起平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一旦力量结构发生大的变化，自己自然可以取而代之。而除了代善之外，其他实力强大的贝勒也都不愿意在父亲刚死的时候，就因为权力之争搞得大金国四分五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暂时的妥协来换取帝国的稳定对诸位贝勒来说算是唯一的办法。

与众多贝勒各打各的算盘不同，这种结果对于皇太极来说既算是一个机会，同样又危险重重。帝国内部派系林立，自己虽然牌子最大但是实力却不济。而与此同时，老爹努尔哈赤多年的倒行逆施也让国家经济羸弱不堪，更为可怕的是当时后金的周边形式极为严峻。

此时在后金帝国西边的大明帝国，虽然破烂不堪，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还有袁崇焕这样的将领虎视眈眈，时刻不忘收复失地。此时由于宁远一战大胜，官升辽东巡抚的袁崇焕获得了更大的权力，首先命令收复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接着又移商民，广屯田，竭力巩固关外四百里土地，进而遏制后金军队，伺机复辽。与西边的局势大体相同，在后金国的北边与西北的漠南蒙古部落，此时也大都与明军处在一个战壕，对实力强大的后金帝国保持着足够的警惕。这其中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在他的心中，早就定下了恢复祖业、统一蒙古、再建大元王朝的志向。因此一直以来都是招兵买马、积蓄力量。林丹汗每年接受明朝赏银上百万两，其任务就是不断地骚扰后金国的边境。在后金帝国的东南边是世代忠于明政府的朝鲜，在萨尔浒之战中，朝鲜甚至还派出了一万多兵将随征。在这之后他们又大量收容因努尔哈赤暴政而逃入境内的辽民，并且供应驻扎在皮岛上的明朝总兵毛文龙部给养。毛文龙本人也是悍将一员，有吃有喝自然也不闲着，以皮岛为据点，不断出击袭掠金国腹地，闹得金国鸡犬不宁。

面临内政外交极其恶劣的局面，皇太极并没有退缩，反而在此刻显示出如父亲般的果敢。在对内政策上他大刀阔斧一改父亲执政后期的弊政，极大地改善了汉族民众的地位，缓和了后金帝国内部愈演愈烈的民族矛盾。同时他还启用了一批汉族官员，并给予其一定的官爵权力。这样一来，一大批汉族官员都感恩于他，愿意死心塌地地为他效命。皇太极此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来极大地缓解了国内矛盾，使国内经济政治逐渐走上良性轨道；另一方面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增强了与代善等其他贝勒抗衡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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