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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第一次淞沪抗战1（第2页）

（六）

十三日，请愿学生的人数又有增加，国民政府附近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当局紧张起来，选派了50名便衣警察，化装成学生模样，三个两个的混入广场。

到了中午，考试院长戴季陶慢吞吞地来了，与学生们见面。他避而不谈抗战的实质性问题。说来说去就是不能抵抗，抵抗的话，三天之内就要亡国。

学生们早已听得不耐烦了，纷纷怒骂。

乘着这时广场嘈杂之际，混入学生们中间的便衣警察借机高喊：“走，走，走，吃饭去，不听他的无用一套！”

有小部分同学不明就里，就跟着走了，接着大部队也不知不觉地跟着移动了。此时，队伍中有人出来阻止，但已来不及了。不到半小时，广场上空空如也。当局自以为得计。

（七）

不料，黄昏时，学生们又全回来了，人数还有所增加，队伍排得更整齐，表情也严肃起来，当局一看，怕要出大乱子，只好有所放松警戒。到了晚上，天空下起了雨。原来不许学生们进入国民政府大门，随着雨越下越大，警卫们也不能无动于衷，只好退到二道门。把大门内的走廊和会客室让给学生们避雨、休息。这样局势才有所缓解。但当局还是借来了军棍几十条，作为防御工具。

到了凌晨二时许，大概看到这样下去无法收场，上面发下话来，蒋委员长今天准备亲自向学生训话，为了保证安全，立刻选派便衣警卫一百名，暗藏手枪，前往国民政府听参军长指挥。但由于国民政府大门口挤满了学生，只好从与国民政府一墙之隔的参谋本部进去。就这样一百名带枪的便衣就偷偷进入了国民政府，没有被学生们发现。

当局为了“保护”蒋委员长的所谓安全，决定采取外松内紧、步步设防、层层戒备的措施。二道门是徒手的警卫，三道门为带枪警卫。在两旁的大厅里潜伏手枪队的100人，里面院子则架设了四挺机枪，如果出现意外，是要对学生采取大屠杀的。

当局为了重演昨天解围的好戏，又派便衣警察混进学生队伍里，准备找机会解散学生队伍。不了学生们都提高了警惕，便衣警察刚混进去，就被学生们负责纠察的人发现了，他们大声喊叫，提醒学生们注意。便衣警察只得抱头鼠窜而去。

下午三时，蒋介石由国民政府侧门进入，先听贺耀祖等的汇报，然后确认无事后，才登上在二道门口搭设的临时讲台。

（八）

蒋介石走上台后，先立正，用视线巡视全场，举手行了个军礼，然后摘下军帽，脱下手套，语气沉重地喊了一声“同学们”。见学生们没有反应，就继续说道，这个，你们这次来到首都的意愿，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是很好的。接着又说，中日纠纷是关系到党国存亡的问题，必须慎重考虑，不能轻举妄动。首先，不应该忘记日本是一个强国，但英、美等列强不会坐失在华的既得利益，国联是主张公道的国际组织，九国公约是保证我国主权的有效条约。因此，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之期，决不放弃和平，这就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同时要抵御外侮，必先举国一致，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这是既定国策，如果离开了既定国策谈救国，就是反对政府，一定要严厉制裁！

蒋的这段讲话中没有一句讲到抗战，学生们当然不愿意听。

正当蒋端起杯子准备润润嗓子，继续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演讲时，突然有学生高喊：“请委员长让我们说几句好吗？”

蒋怒形于色，刚想发作，见全场近万双眼睛注视着这位学生，便表示允许发言。

发言的同学情绪激昂地说：“东北沦陷，日本鬼子的侵略野心有增无减，我们牺牲究竟要到怎样的地步，才算是最后关头？”他的话还没讲完，人群中就发出一片赞同的声音：“对！对！请委员长解释清楚！”

那位同学继续说：“历史已无数次证明，所谓国联，只不过是保证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九国公约表面上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实际上是让中国成为殖民地合法化。日本就是那个缔约国之一，它敢于这么毫无顾忌地霸占中国的领土，这个公约还有一点点价值吗？中国最后的关头已经到了，我们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希望蒋委员长亲率大军北上，收复失地，全国人民一定会成为有力的后盾。如果谁敢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就必然会被全国人民唾骂！”

这位学生的话，有礼有节，激起了全场学生的共鸣。学生们振臂高呼：“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打到不抵抗主义”等口号。

蒋委员长知道众怒难犯，急于脱身，便顺水推舟地点头说了几声“好”，接着表示自己作为军人，应当克尽职守，愿意和学生们一起共赴国难。

学生们听了蒋的“许偌”，全场轰动，有些天真的学生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希望委员长说到做到！”，一时欢声雷动。

蒋委员长不动声色地接受学生们的欢呼，在走下讲台的时候，还演戏般地吩咐参军长贺耀祖：从明天起把南京近郊的两处营房腾出来，让学生们按照军校待遇先接受军训，并提前发枪，准备参加抗战。对贺耀祖说完，蒋又回过头来对学生们说：“大家既然愿意一同参加抗战，明天就去军营去报到！”说完，就匆忙走下台去。

（九）

全国各地来的学生经过四天三夜的斗争，见到蒋委员长，而且蒋有了承若，以为大功告成。不少人欢天喜地回到住处，准备第二天去军营报道，入伍去参加抗战。

学生来京请愿，应该看作是全国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共同表达抗日呼声的一种方式，其中更有大批中共地下党员所做的工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仅东北的形势一天天恶化，日本图谋中国的野心已经路人皆知，全国人民激愤的心情如燃烧的火焰一般，并不是当局所说的完全是共党的挑唆，煽动。而当局不积极地备战，采取不理睬、糊弄的办法，能拖多久？只为了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像南宋一样偏安一隅，当强敌已打进家门的时刻，还幻想其他帝国主义的恩赐帮助，的确有点自欺欺人。

（十）

在回住处去的路上大家一分析，觉得蒋委员长的许偌靠不住。他们想到《中央日报》馆近期对学生请愿行为作了弯曲报道，就又一起到《中央日报》馆，不光指责他们，还要求他们必须把蒋委员长对上万学生所做的偌言如实刊登出来。

《中央日报》本身就是当局的传声筒，哪敢答应学生们的这些正当要求啊！

他们找了一个借口说，学生们干预舆论和出版自由。学生们一听，原来蒋委员长的许偌原来是糊弄人的，气愤异常，于是和报馆人员和守卫报馆的宪兵发生了冲突。

当局采取了武力压制，在混乱中，一位来自上海学校的四川籍学生掉进了南京的秦淮河里淹死了。

（十一）

再说蒋委员长被逼与学生见了面，被学生牵着鼻子发表了有违“攘外必先安内”国策讲话，觉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正对手下大发脾气。忽然接报出了人命案，当局觉得使用武力，压制学生，解散请愿的机会到了。

（十二）

十五日凌晨，当局按照蒋委员长的决定，指令正规部队、警察和宪兵等部门派出大批人员，以学生纠集起来打进中央报馆，干涉出版自由，捣毁了编辑、印刷各部门，抢走机要文件，影响首都治安为名，已派员查明肇事主犯，依法查办为借口，把所有住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处的所有学生，押解到下关，搭乘交通部门早已准备好的专用列车、专用轮船，离开南京。

军、警、宪三方人员如临大敌，他们直接闯入学生的寝室，把熟睡中的学生们集中起来，全部押送到下关。

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赤手空拳当然无法和军、警、宪抗衡，他们全部被押送出境了。当局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抗日救亡的烈焰有谁能压制得住？到南京去请愿的学生当时有的只有十四五岁，但当抗战全面爆发之时，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了，他们还会相信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意愿有多强嘛？于是知识青年大批投奔到延安、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处，虽然他们也知道那些地方条件远不如国统区，但他们相信那儿才有光明，这就不难理解了。

（十三）

在对待十九路军抗日的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也是老一套，在会议后决定，主张忍让，并于1月23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

第十九路军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但部队供给远远不足。战役开始前，南京政府还拖欠着十九路军8个月600余万的军饷。连古代所谓拥有天下的皇帝都知道不差饿兵。南京政府的这些做法实在让人心寒。

（十四）

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号召下，上海民众在几天时间里，赶制了几万套冬衣，冒着炮火送到前线。

上海的工人、市民以及复旦大学的学生组成义勇军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连少年们都组成了童子军支援抗战。

既非嫡系部队，就不会有什么重武器，南京政府又不提供装备。十九路军只好发动上海民众赶制土制手榴弹。本来十九路军的炮火力量比日军低了数个档次，这样一来导致日军的轰炸更加肆无忌惮。

南京政府屡次发电，要求十九路军不得抵抗，撤到二线阵地。蒋光鼐不同意，并且打定了决心要违抗命令。

而何应钦却下令，如果开战，“第十九路军兵源充足，有足够实力，上海附近部队不得增援！”

自己国家的部队在抵抗外敌入侵，而政府却命令不许增援，这大概是战争史上的奇观。这一系列的做法，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明白，为什么南京政府一直不得人心了。

上层的勾心斗角，前线的将士，一时哪里去知晓，他们在用血肉拼搏着。

（接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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