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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这样纠缠转化，难判难定的爱欲之谜，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深沉含蓄的意味。

20世纪60年代末期，金庸思想理念都更加趋于成熟，创作因为摆脱经济压力，自由度也更大，因此作品中便加入了更多对于人性和政治、社会、文化的思考。这个阶段他写出了他的最后两部长篇：《笑傲江湖》与《鹿鼎记》。这两部长篇小说无论在新派武侠史或者金庸本人的创作史上，无疑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于写作《笑傲江湖》的动机，金庸曾这样说过：&ldo;写《笑傲江湖》的那几年，&lso;文化大革命&rso;夺权斗争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呈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rdo;

然而，这并不是一部影射攻击性的作品，正如金庸所说，他想要做到的是&ldo;通过书中的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rdo;。这是金庸作品中惟一不涉历史背景的一部，金庸借了这样的写法，正要阐释，这本书里所写的，不是一朝一代的兴亡离合，而是主宰中国三千多年的普遍欲望。

这是一部关于&ldo;权力&rdo;的小说，主人公令狐冲，是一个&ldo;权力&rdo;的旁观者，他对权力没有欲望，然而却置身于许多权力斗争的中心，参与了华山派、嵩山派、少林派、日月神教等许多门派的权力之争。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看到一幅政治旋涡中的人物长卷：贪婪者为权力欲控制而堕落为恶;弱小者为强权迫害而身家难保;上位者为欲望迷惑，失权夺权皆如一梦;边缘者为权力播弄，求离不得求存不能……而又演出灭门破家、夫妻怀恨、师友相残的悲剧。《倚天屠龙记》的正邪困惑，在此发展到极致：一旦被贪欲所控制，无沦是&ldo;正派&rdo;还是&ldo;邪教&rdo;，都无法逃脱这一人性的枷锁，左冷禅、岳不群、东方不败、任我行，无论怎样的君子掌门，英雄枭杰，都为了权力二字，成了自己欲望的可怜、可悲、可笑的牺牲品。有人说，读《笑傲》令人心冷，诚然。而令狐冲，则是在这场悲剧中，几乎惟一保持了清醒和主动的人，最终得以退出旋涡，携爱隐世。然而，这种退隐的代价，也是他失去了本来如同亲人般的师父、师母和满门师兄弟，失去了曾经深爱过的小师妹，失去了许多正派邪派的好友尊长，在令狐冲和任盈盈终成眷属、曲终奏雅的另一面，是无可奈何独善其身的悲凉。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ldo;岳不群&rdo;（伪君子）或&ldo;左冷禅&rdo;（企图建立霸权者），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而《鹿鼎记》一出，则在读者中掀起一场大骚动，甚至有许多读者写信来提出这部书是否金庸所写的疑问。金庸自己觉得：&ldo;《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它是历史小说。&rdo;《鹿鼎记》最令人困惑之处，便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已经不是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大英雄大侠客，而武林在皇权和官府面前，也显得异常无力，&ldo;武侠&rdo;的英雄气概，洒脱胸怀，一下子间，仿佛被颠覆掉了。

这个主角韦小宝，用一句话概括说，是一个&ldo;市井小混混&rdo;。他经历奇特，但是本质平凡，与从前的侠客们相比，他不具备远大志向和高尚品格，人生目标非常简单：第一，生存，第二，金钱与美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违背一切理想原则，却符合一切现实条件。他虽然不符合武侠的国家理想，却满足了人们在阅读武侠小说中寄托的一切私人欲望：财富、美女、主宰他人的权力、成名……他虽然在&ldo;道德&rdo;上，违背了许多侠客的基本信条，却因为在&ldo;人情&rdo;一面异常周到而讨人喜欢。因此，甚至连金庸自己都难以对这个人物进行定位了。他写《韦小宝这小家伙》，既承认他身上可爱重义气一面，又强调他违反道德的一面。而他对于韦小宝的态度，恰恰体现的便是这种&ldo;道德&rdo;与&ldo;人情&rdo;的矛盾。他既称韦小宝为&ldo;这小家伙&rdo;，口气自然是异常爱护：&ldo;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rdo;但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庸已颇有道德教化之心，对于人性与现实之外，需不需要承担道德职能，显得动摇困惑起来了，所以又要强调：对于中国的处境，&ldo;韦小宝作风&rdo;还是少一点为妙。

作为小说家来说，金庸本不必承担笔下人物的教化功能。当年回答论难时所理直气壮地坚持的&ldo;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rdo;，到了他晚年，看来已经有所修正和改变。后来他封笔多年之后，号召青少年要做郭靖、令狐冲，不要做韦小宝，则更是以说教代小说，作为文化名流，这样的号召本无可厚非，但是身为人物的创造者，还要做出这样的号召，就不免显得虚弱无力，顾盼踌躇了。

这其实是武侠小说长期面临的一个质疑：武侠是不是在&ldo;诲淫诲盗&rdo;?武侠小说自出生始，是否要为其中的负面因素负责?读者接受作品中的什么，跟作者是否有关?当金庸是个商业性作者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不顾及这些，只在意自己的创作艺术;但是，当他一旦成为社会名流，被尊为武侠大宗师之时呢，他是否会改弦更张，皈依&ldo;正&rdo;途?

我们无法猜测金庸当时和如今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金庸的名望日重，他开始将他本来所轻视的武侠创作当作正经文学来对待，或者至少，尽管他仍对通俗小说这种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轻视，认为武伙小说本身&ldo;算不了什么&rdo;，却也在试图使&ldo;金氏武侠&rdo;成为超越于其他各家武侠小说的存在。1972年底，金庸宣布：&ldo;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rdo;然后，金庸用了十年的时间，精心修改每一部作品，逐次出版。

在武侠之外，金庸对于&ldo;历史&rdo;和&ldo;学识&rdo;非常执著。当年《金庸梁羽生合论》批评他在文史修养方面的不足，金庸当时并未正面回答，但是修订的时候，他便十分在意。《书剑恩仇录》中的回目被重新写过，而《神雕》中黄蓉唱曲的部分，虽未删除，却多加注释解说。《倚天》等作品的回目，用诗词加以重新写过，而金庸对于历史考据的癖好和为此加上的许多注释，则几乎到了令人诟病的地步，如《鹿鼎记》中，对于人物形象完全虚构的建宁公主实有其人的考证，就颇不必要。但是，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历史感的增加，对小说的艺术水平有所补益，例如《碧血剑》中加入大篇幅关于历史的思考，成为《碧血剑》的重要艺术价值所在。而李自成纵兵入都，李岩蒙冤身死之事，写得尤为沉痛，常被认为是《碧血剑》一书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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