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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第1页）

前面已经说过，在五四时期，&ldo;新&rdo;&ldo;旧&rdo;文学的对立，是自有缘由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把这种对立绝对化，就不免出现了偏颇。金庸的出现，与八九十年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更引发出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注意到二者的对立（区别）同时存在的相互渗透、影响与补充。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许多现代文学的名著在90年代都被改编为电视或电影，茅盾的《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的改编都引发出各种争论，最近《雷雨》电视剧更在《北京晚报》等报刊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应该说，原小说（戏剧）与改编后的电视剧（电影）属于不同的文类，前者是我们说的&ldo;新文学（新小说、话剧）&rdo;，后者则属于&ldo;通俗文学&rdo;，它们有不同的文学功能，不同的价值标准，满足不同的审美需求，因而也无须在二者间比较高低，但却可以在各自的艺术体系内去讨论其艺术的得失，并作出相应的评价。比如说，曹禺的《雷雨》，按作者自己的说法，原本是&ldo;一首诗&rdo;，剧中的氛围、人物，都具有一种象征性：主人公繁漪就是作者所说的&ldo;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rdo;的&ldo;&lso;雷雨式&rso;性格&rdo;的化身，因此她在剧中的言行都是极端的，或者说是被剧作者极度强化了的，追求的是心理的真实与震撼力，而非具体情节、细节的真实;而电视剧《雷雨》是一部通俗的社会言情剧，改编者首先面临的是要使繁漪的性格、言行为观众所理解与接受，就必得对繁漪与周萍、周朴园父子感情纠葛的发展过程作细致的交待与刻划，自然也要考虑市民为主体的观众的欣赏趣味，从而增添了许多原著所没有的情节与细节;我们只能根据通俗剧的艺术要求去讨论其增添的得失，而绝不能以&ldo;不像原著&rdo;为理由否定改编者的创造。这里强调的是&ldo;原著&rdo;与&ldo;改编&rdo;不同，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二者的联系：上述新文学代表作能够被改编成通俗剧，这个事实至少说明，这些&ldo;新文学&rdo;作品本身就具有了&ldo;通俗文学&rdo;的某些因素（因子）。像《雷雨》里的情节原素，诸如&ldo;少爷与丫环&rdo;、&ldo;姨太太与大少爷&rdo;之间的偷情，&ldo;父亲与私生子&rdo;之间的冲突，失散多年后&ldo;父（母）与子&rdo;、&ldo;夫与妻&rdo;的相认等等，都是通俗言情作品的基本情节模式，电视剧作者看中了《雷雨》，自是显示了一种眼光的。这种眼光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联系：尽管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ldo;通俗小说&rdo;（当时称为&ldo;旧文学&rdo;）的对立面出现的，但这种对立并不妨碍通俗小说因素向新小说的渗透与影响（反过来也一样）。即使是像茅盾这样的当年批判&ldo;鸳鸯蝴蝶派&rdo;小说的大将，现在人们也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ldo;言情&rdo;因素，并据此而改编成社会言情剧：如果我们不固守&ldo;新旧文学水火不相容&rdo;的观念，就不应当把这类改编看作是对新文学的亵渎，并通过这类新的文化现象，不断调整与加深我们对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关系的认识。最近我读到了一篇博士论文，谈到了&ldo;《庄子》和上古神话的想象力传统&rdo;的问题;作者认为，这一传统的未被充分认识与继承，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遗憾，因此，鲁迅的《故事新编》里，对庄子与神话想象方式的继承，及由此产生的意义强化与消解，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艺术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参看郑家健：《神话&iddot;〈庄子〉和想象力传统》，　载《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7期）。我基本同意这位作者的意见，并引起了这样的联想：如果说&ldo;《庄子》和上古神话的想象力传统&rdo;只为鲁迅等少数新小说家继承;那么，或许可以说在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中，就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探讨鲁迅的《故事新编》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某些内在联系呢?‐‐其实，《故事新编》里的《铸剑》中的&ldo;黑色人&rdo;就是古代的&ldo;侠&rdo;。提出这样的&ldo;设想&rdo;，并不是一定要将金庸与鲁迅拉在一起，而是要通过这类具体的研究，寻求所谓&ldo;新小说&rdo;与&ldo;通俗小说&rdo;的内在联系，以打破将二者截然对立的观念。

由金庸的出现引发出的新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关系的上述思考，也还可以引申出更广泛的问题，例如&ldo;新诗&rdo;与&ldo;旧体诗&rdo;的关系，&ldo;话剧&rdo;与&ldo;传统戏曲&rdo;的关系，等等。在这些领域，同样存在着将&ldo;新（话剧，诗）&rdo;、&ldo;旧（诗词，戏曲）&rdo;截然对立，而将后者排斥在现代诗史、戏剧史叙述之外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这样的&ldo;结果&rdo;是有历史的原因的;但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就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所要提出的问题是&ldo;重新检讨我们的历史叙事。我们怎样成为&lso;现代&rso;的?我们如何通过&lso;现代的历史叙事&rso;来重新组织我们的历史?这个重新组织的后果是什么‐‐强调了什么，排斥了什么，等等。中国现代文学对现代性的处理，在哪些方面能够提供我们反思现代性的资源?&rdo;（参看汪晖：《我们如何成为&lso;现代的&rso;?》，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1期）这就涉及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范围等一系列的新的问题。目前，这类的讨论在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界才刚刚开始，出现各种不同意见，不仅是正常的，而且应该更充分地展开，同时也要提倡进行新的研究的实验与探讨。例如从两种体式‐‐新诗与旧体诗词，话剧与传统戏曲，新小说与通俗小说的相互对立与渗透、制约、影响中，去重新考虑与研究本世纪中国诗歌、戏剧与小说的历史发展‐‐这不仅是研究范围的量的扩展，而且在&ldo;彼此关系&rdo;的考察这一新的视角中，将会获得对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某些质的认识。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进行这类实验性的研究，必须谨慎，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避免出现新的片面性。我这也是有感而发的。最近，我和一位朋友合作，选编了一本《20世纪诗词选》，试图用选本的形式对本世纪的旧体诗词的创作，做一个初步的整理，为进一步的研究，以确立其文学史的地位，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我们的这一尝试得到了旧体诗词作者的支持，收到了许多来信，使我们更坚信这一工作的意义。但有些来信在对旧体诗词长期不被重视表示了正当的不满的同时，却将其&ldo;归罪&rdo;于五四新诗运动的发动者，进而对新诗作了全盘的否定，这些观点不仅是不能同意的，而且使我们产生了新的忧虑：这不仅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且不免使人联想起当年（五四时期）对新诗的抹煞。我们今天对历史的重新审视绝不能退回到历史的上。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与周作人有关新文学运动的一些思考与意见。周作人有一个著名的观点：&ldo;（文学发展）正当的规则是，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rdo;（《文艺上的宽容》，文收《自己的园地》）他因此认为，&ldo;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座的时候，我们（即新文学者‐‐引者注）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rdo;，但在白话文已经取得主导地位，古文&ldo;已经逊位列为齐民，如还不承认他的华语文学的一分子……这就未免有些错误了&rdo;。他据此而提出了&ldo;将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rdo;的主张（《国语文学谈》，文收《艺术与生活》）。‐‐不难看出，我们今天提出要给诗词、通俗文学及戏曲创作以文学史的地位，与周作人的思路颇有接近之处。但鲁迅却另有一番考虑：他始终坚持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立场（包括对&ldo;欧化文法&rdo;的借鉴），而对&ldo;文言的保护者&rdo;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在他看来，&ldo;开倒车&rdo;是随时可能的（参看《答曹聚仁先生信》、《门外文谈》、《中国语文的新生》）。‐‐今天历史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一地步：无论是新小说，还是新诗，话剧，都建立起了稳固的地位，不再可能发生全面的&ldo;开倒车&rdo;，即重新恢复旧文体的一统天下，但在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却不能走到否定五四新文体的极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警惕仍是值得注意的。正如周作人所说，&ldo;文学家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lso;道&rso;，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虽然也无足怪，然而与文艺的本性实在很相违背&rdo;（《文艺的宽容》）;我们所强调的&ldo;新小说与通俗小说，新诗与旧体诗词，话剧与戏曲在相互矛盾、对立、制约与渗透、影响中的发展&rdo;，这既是尊重本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也是符合文学多元、自由的（而非独断的）发展的历史要求的。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研究与评价有关作家、作品‐‐无论是小说、新诗、话剧，还是通俗小说、诗词、戏曲，都要实事求是，掌握分寸：必须看到，在各种&ldo;新&rdo;、&ldo;旧&rdo;文体中，都有大量的平庸的作家、作品，真正的&ldo;名家&rdo;、&ldo;大家&rdo;是并不多的，而且又都是存在着自己的缺陷与不足的。鉴于长期对通俗小说、诗词与戏曲创作的忽视，我们今天的研究，对这些领域的成就，作比较充分的肯定与强调是必要的，但也要掌握好&ldo;度&rdo;，也就是说，必须坚持文学史的严格的评价尺度‐‐当然不是以新小说（新诗，话剧）的尺度去评价通俗小说（诗词，戏曲），或是相反;而是要建立起、并且坚持各种体式自己的价值尺度，这自然是要在长期艺术实践与理论总结中逐渐形成的。不过一定要有&ldo;尺度&rdo;，而且要严格掌握，不能搞&ldo;无高低，无等级&rdo;的绝对的&ldo;相对主义&rdo;，那是会真正导致文学史研究，以至文学创作整体水准的降低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也很复杂的问题，以后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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