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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1页）

有意思的是，普京在自传里，对自己的评论用了一个很专业的词汇：&ldo;过低的危险感&rdo;。在回答&ldo;在关键时刻能否保持镇静&rdo;这一问题时，普京说：&ldo;我能保持，甚至过于镇静。后来我读情报学院，在那里接受过一次测试，他们认为我&lso;过低的危险感&rso;是负面性格特征，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缺陷。你必须在关键时刻迅速动作，才算反应良好……很长一段时间，我是靠危险感工作的。&rdo;克格勃生涯所塑造的普京，特别是他的个性特征，是让外界认识他的关键。

一年很快便过去了，当初入学时的第二类学员早已经确定好了工作方向，而第一类学员则等待着莫斯科来人进行分配，他们与学校的相关人员一起组成委员会，决定学员的去向。普京的一个同学，后来的诺沃谢洛夫少将早已经计划好了去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那儿有他原来的同事，愿意接收他过去工作。

不过情况有了变化，对外情报局的官员找到诺沃谢洛夫，跟他谈了一个上午，他最终同意了这个官员给出的新工作。回到宿舍诺沃谢洛夫找到普京，对他说，你替我去那儿吧。于是，普京便&ldo;落户&rdo;到了德累斯顿。

谍海浮生‐‐出色的外派间谍

得知自己要去的地方是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普京难免有一点失望。但无论如何，自己等待了二十年的梦想，现在终于可以实现了。就这样，怀孕的妻子柳德米拉&iddot;普京娜带着1岁半的女儿，跟随33岁的普京前往德国。

来到民主德国，普京的具体工作地点是临近德累斯顿的莱比锡，公开身份是莱比锡&ldo;苏德友谊之家&rdo;主任。他与民主德国情报机关&ldo;斯塔西&rdo;的合作主要也是在莱比锡。

所有人都好奇普京在民主德国干了些什么，但研究者能够找到的只是&ldo;环境证据&rdo;。普京当上俄罗斯总理后，特别是在他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已经统一的德国的情报当局发现这个俄罗斯总统以前居然在民主德国工作过五年。他们很奇怪的是，自己的情报局对此却毫无记录。于是，他们费尽心思寻找普京的有关档案，调查普京当年在德国的活动。但是，让德国情报机构震惊的是，在他们接收的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有关普京的档案已经全部不翼而飞。

普京自己谈到此事时也只是大概地说：&ldo;我是政治间谍，获取政治家的信息、敌人的计划，等等。&rdo;事实上，普京当时领导一个由八名克格勃特工组成的情报小组，负责&ldo;招募间谍，收集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发往中央&rdo;。当时，苏联的主要敌人是北约，但派驻民主德国的克格勃间谍根本无法直接渗入联邦德国境内的北约军事基地，普京等人只能通过招募联邦德国线人收集情报。

民主德国情报机关&ldo;斯塔西&rdo;向他们转交了许多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市民的申请书，这些市民请求政府为他们的联邦德国亲戚签发探亲许可证。而普京当时的工作之一，就是从申请中梳理并找出那些住得离美军军事基地较近的联邦德国公民，帮他们获得探亲许可证，等他们进入民主德国后，伺机从中发展可以帮助克格勃监视美军动向的线人。

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普京一干就是五年，并且掌握了很多&ldo;实战技巧&rdo;。比如，在自己和一名德国特工之间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接头程序。在易北河边的一条小路上有一个接头点，该特工每晚都在那里慢跑。他往往将一个压扁的啤酒罐或者一个香烟盒扔在事先约好的地点，或者将情报藏在水泥块里，等待普京来取。如果普京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三声，那么就是该特工需要紧急约见。

在莱比锡，普京的反跟踪技术则达到大师级别。在一次秘密会面结束后，为了不暴露目标，他沉住气，在该城东游西逛整整一天，叫联邦德国谍报人员伤透脑筋。还有一次，普京正与卧底人员接头，突然发现有情况。他飞快地钻进车内，把礼帽放在车前座上面，造成两个人坐车的错觉，然后冷静地把车悄悄开出城外，才化险为夷。

据普京当年的同事尤索尔泽夫称，在德累斯顿期间，普京还参与了克格勃绝密的&ldo;光束行动&rdo;。该行动中，克格勃监视的对象不是北约或美英军事基地，而是他们的民主德国盟友。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开始疏远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他邀请了一些曾经在&ldo;二战&rdo;中轰炸过德累斯顿的美英飞行员，参加山普歌剧院开馆仪式。普京受命在这家歌剧院安装窃听器。当昂纳克在该歌剧院发表演讲时，克里姆林宫在第一时间听得一清二楚。

尤索尔泽夫还透露，自己和普京当年还干过&ldo;科学盗窃&rdo;。一些联邦德国科学家经常向民主德国同行寄一些科学论文，但这些论文在海关就被&ldo;斯塔西&rdo;扣留，并送到克格勃分部。尤索尔泽夫说：&ldo;任何有关计算机或激光技术方面的论文，都被我们立即拷贝一份送往莫斯科克格勃总部，而总部官员则将它们转交给苏联的科学家进行分析。有时候，一些苏联科学家干脆在自己的论文中，直接引用了我们传过去的论文数据。&rdo;

普京对这些事情并不刻意回避。2010年，二度担任总理的普京在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中，对在场的俄罗斯科学家和学者谈起了这一切。&ldo;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另外一个部门（克格勃）工作时，我们和外国同事通过特殊手段获得的成果未能贡献于国家经济建设。&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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