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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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1页）

战争是惨烈的•牺牲的不仅是双方士兵的生命，还有当地的中国人。我看到了俄军堡垒的一个战壕里横七竖八的日军士兵尸体，也看到了为掩埋俄军士兵而挖的大坑，在荒凉的原野上，这些弃尸他乡的士兵不可能拥有一个单独的坟墓，他们只能这祥被集体掩埋，信奉东正教的这个民族给他们竖起一个个木头的十字架。在另一幅画面上，我看到神父正面对无数躺在地上的尸体举行一个宗教仪式，为那些战死的同伴做祷告。俄军著名的工程师沙卡洛夫，负责设计和建造了大连、旅顺的那些堡垒、炮台，也在旅顺被日军围困期间死于疟疾。在俄军当中有唯一的一名女兵。她身穿军装、手持步枪，英姿飒爽，正在严阵以待。这位名叫克里缇娜的女性坚决要求跟丈夫到前线来，最初没有给她枪，她就做护士、做缝纫工、做女招待，在她坚持了三个月之后，当她的丈夫身负重伤后，她终于拿到了枪。然后就在俄国摄影师为她拍下这张照片两个小时后，一枚日军炮弹落在了她的身边，她当场丧生。她的葬礼面朝旅顺港举行。

我们无法知道，这些为不义的战争而死的亡灵是否能被天堂接纳，我只知道他们亲人的痛苦，不知粗糙的十字架能否安慰这种痛苦。一切非正常的死亡，无论对于日本人、俄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人类的伤痛。这些一百多年前老镜头中的战争场面和死亡场面，再一次提醒我们，暴力不可能解决问题，只会留下永远的创伤。战争以日军获胜而告终，镜头中的日军最高统帅大山岩手持指挥刀，表情严肃。战场的胜利实在来之不易，虽然俄军伤亡达27万人，其中死亡115000人、被俘8万人，但日军的伤亡也超过了10万人，其中战死的就有88000人。战争持续一年半，东北这块土地成为战场，中国付出的代价难以计算。这场战争的结果为&ldo;九一八&rdo;之后的日本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影响历史至深、至巨。

《1904‐1905，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源自1905年美国出版的一套关于日俄战争的战地照片，一共98张，拍摄者不仅包括战争双方日、俄的摄影师，还有英、美两国派出的军事观察员和记者。1905年8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ldo;五月花号&rdo;上召集俄、日两国代表谈判，照片中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一个月后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结束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各国媒体纷纷赞誉美国总统：&ldo;让一百万人放下了手中的枪，为此他将获得一座纪念碑。&rdo;

&ldo;立宪上谕从天而降&rdo;

1906年9月1日，一道&ldo;预备立宪&rdo;的上谕从天而降，清廷决定&ldo;仿行宪政&rdo;。两天后。上海各大报刊登了上谕全文。以书法闻名于世的郑孝胥恭敬地抄在日记中。民间社会从北到南，到处一片欢呼，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的工商界、报界、教育界纷纷开庆祝大会，保定师生高呼&ldo;立宪万岁&rdo;口号，大唱新编的《庆贺立宪歌》。反响最热烈的还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商会、华商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习会、商学公会等自治组织和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16日，包括《申报》、《时报》在内的上海各大报联合举办庆祝会，上千人到会，马相伯、郑孝胥等发表演讲，马相伯的讲词发表在《时报》上。即使现在读来，我们还能感受到他当年的激动和兴奋：&ldo;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rdo;

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出当时普遍的心声：&ldo;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四千年旧历史开幕。……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rdo;全国各地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当年10月2日《申报》有一则报道说，当消息传进深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ldo;颇深嘉悦&rdo;。11月25日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往年人民都很冷淡，这一年却大不相同，各学堂学生上万人齐集京师大学堂，自发举办庆贺立宪典礼。《京华实报》的报道说：&ldo;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rdo;

大江南北，各种宪政团体应运而生，报刊上的舆论冒着热气，这道上谕在国人尤其是学界、商界、报界的精英阶层心中点燃了希望，华夏的天空仿佛曙光初现，他们为此激动、亢奋，乃至彻夜难眠。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颟顸的慈禧太后，如何经过反复的权衡、斟酌、算计，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无论如何，蹒跚而行的晚清新政进人了&ldo;预备立宪&rdo;阶段。

有人说，清廷对&ldo;立宪&rdo;并无诚意，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有人说，清廷只是借&ldo;立宪&rdo;来为自己延年益寿，对进入古稀之年的慈禧太后而言，&ldo;立宪&rdo;不过是&ldo;预备&rdo;，只要&ldo;预备&rdo;期设置得长一点，她身后哪管洪水滔天。确实，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统治者，之所以在一百年前幽暗的夜晚选择了&ldo;预备立宪&rdo;，要在帝国的脖子上套一块金灿灿的&ldo;宪政牌&rdo;，并不是自愿、主动、积极的，更多的是被动、无奈的应对之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肯定他们在百年前的这一选择，选择&ldo;仿行宪政&rdo;，就是选择一种更进步的政治文明，至少表明他们并不排斥先进国家尝试过的制度模式、治国理念。与绝对王权相比，君主立宪毕竟是个进步，毕竟它承认代议制，承认司法独立，承认地方自治，承认民众的基本权利。专制的老树上能从此抽出别样的新芽吗？历史已经作出自己的回答，&ldo;预备立宪&rdo;最终淹没在革命的呼喊中。这个结果令不少真诚支持君主立宪、倾心推动立宪进程的立宪派感到痛心，他们中有脚踏实地的实业家，有远见的教育家、出版家、学者、报人，以江苏张謇、浙江汤寿潜等人为代表，他们满怀信心想在清帝国的老树上嫁接出宪政的新枝，他们不想把这棵已被蛀虫蚕食、狂风摧折的老树连根拔起，主张温和、渐进的改革，而不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他们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实现社会转型。在危机四伏的晚清，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稳定最坚定的支持者。借&ldo;预备立宪&rdo;的东风，他们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立宪团体，已具有近代政党的雏形，新兴的报刊也到处是他们的声音，然而，腐败透顶的权势集团为既得利益的绳索所捆缚，私心至上，把这些温和的立宪派也都推到了革命的一边，老树上最终没能抽出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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