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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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1页）

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同信之中，他交待曾纪泽说：

吾之银存于雨亭署内（即江宁布政使李宗羲处）者，系养廉（已有万八千余），尔尽可取用。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ldo;尔等进京，可至雨亭处取养廉数千金作为途费。&rdo;可见，曾国藩家人进京的路费是动用养廉，而不是小金库的钱。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曾国藩是怎么区别&ldo;陋规&rdo;与&ldo;养廉&rdo;的用途的。&ldo;因公&rdo;而产生的官场应酬，出自&ldo;小金库&rdo;。自己家人的生活日用，以及自己馈赠亲朋好友的钱，则出自&ldo;养廉&rdo;。方宗诚的总结大抵合乎事实：

两江总督廉俸之外，又有办公费（即&ldo;小金库&rdo;），每岁万金。公在金陵，凡署中食用以及馈遗亲戚故旧，皆取诸廉俸，其办公费则尽存粮台，非公事不动用。

&ldo;小金库&rdo;加&ldo;养廉银&rdo;，这就是曾国藩在两江的个人财政来源。到了直隶后，来源结构也大抵相当，只不过&ldo;缉私经费&rdo;换成了&ldo;盐规&rdo;。到了直隶之后，曾国藩在信中对儿子谈及个人支出的打算：

直督养廉银壹万五千两，盐院入款银近二万两，其名目尚不如两江缉私经费之正大。而刘印渠号为清正，亦曾取用。

也就是说，直隶总督主要个人收入为养廉银一万五千两，此外还盐规二万两。这二万两盐规，就好比两江的缉私经费，是供给总督个人花用的。因此总督的收入来源总计三万五千两。而曾国藩自己测算每年大约需花掉二万二三千两，这样，每年还可以省下一万多两：

余计每年出款须用二万二三千金，除养廉外，只须用盐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万余金。

四

在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ldo;后路粮台&rdo;的&ldo;小金库&rdo;共存了三万两左右。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在北京只花掉了两万，还剩下一万怎么办呢？按官场惯例，这一万多，曾国藩完全可以携归家里。不过他却不想这样做。

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

其下余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否则于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就是说，家里实在需要花钱，可以用一些。否则，临全家北上时，想办法捐掉。

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又提了两个&ldo;散掉&rdo;的处理方案：&ldo;余家于此二万外不可再取丝毫。尔密商之作梅先生、雨亭方伯（布政使），设法用去。&rdo;他说，可以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善后局的零用，一是作为报销局的部费。他特别嘱咐，不能捐为慈善款：

或捏作善后局之零用，或留作报销局之部费，不可捐为善举费。至嘱至嘱。

为什么不能捐为善举呢？因为这样就会被人所知，曾国藩平生认为，&ldo;凡散财最忌有名&rdo;，&ldo;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rdo;。所以&ldo;总不可使一人知也&rdo;。他还说：&ldo;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rdo;

二月初三，他在给纪泽的信中又一次明确了这笔钱的处理办法，那就是全部用于军费报销的&ldo;部费&rdo;。如果按这封信判断，那八万两报销部费中，有一部分是出自曾国藩本可纳入私囊的&ldo;陋规&rdo;。

不过，据方宗诚说，曾国藩剩下的这笔钱，有一部分后来用于购买赈米了：

……其办公费则尽存粮台，非公事不动用。向来总督去任时，此款皆入宦囊，公则仍留为慈善之用。移节直隶后，安徽有灾，买米赈之，皆此款也。

按方氏的说法，曾国藩又改了主意，没有以此充为部费，而是用于赈济。由于没有第一手资料，这笔钱最后到底怎么用掉的，现在无法提供确论。

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待了不到两年，回任两江时，他发现自己积攒了&ldo;俸余三万金上下&rdo;。这笔钱他一部分要带进京中作为&ldo;别敬&rdo;及其他应酬费用，除此还有剩余。比如在直隶总督陋规项下，还有一项没花掉的钱，叫&ldo;盐吏占费&rdo;，大约一千多两，他也不打算纳入私囊，而是像以前一样以散钱为处理之法：&ldo;盐吏占费将余千金，余不欲以之肥私，可以四百捐育婴堂，余分给诸人。（五巡捕各五十，内戈什各三十，外戈什及上房仆婢酌分。）&rdo;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像每个帝国地方官员一样，建有自己的小金库。但是小金库中的结余，他并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带走。

至于养廉，则没有什么结余。在任总督的前几年，曾府内人口较少，每年花不掉的养廉银，曾国藩往往以之济助亲友，甚至素不相识之人，不做储蓄：

曾公于故旧极有恩谊。仁和邵位西员外懿辰殉节杭州，妻子亡出，公招致安庆养之，并延师课其子。石埭沈怀卿明府衍庆殉节于鄱阳县任，与公实未面也。公念其忠义，岁馈金周其家。绩溪周志甫明经成，公聘任忠义局修志者也，既卒，公亦厚恤之，并教育其诸子。其他忠义之士，虽不相识，闻其贫，皆资助之。而所费则分廉俸为之，绝不用军需公款也。

也就是说，曾国藩对旧人极重感情。朋友邵懿辰殉难后，他的妻子没有依靠，曾国藩把她接到安庆供养，并且请教师教其子。沈衍庆本来与曾国藩素昧平生，他殉职后，曾国藩感其忠义，怜其家贫，每年都给他家寄钱。周成是曾国藩下属忠义局的工作人员，死后曾国藩也厚加抚恤，并且承担起了他几个孩子的教育责任。做这些事，都用的是养廉和薪俸，绝不动用军需和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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