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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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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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任何事情都可能有过火的地方。（22）我想，如果我继续做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尤其是当别人已经脱离开去，一些人是诚恳地离去了，一些人是可耻地离去了无论如何，他们已不是反革命的旗帜。可我倒成了个英雄如果我仍旧这样的话，我可能成为一面反革命的旗帜。这使我极其恐惧。（23）同时我亲眼看到干部队伍的成长，工业、国民经济在发展。我不是瞎子。于是，那时候，即大约8个月以后，我对自己说，我的个人利益是要服从国家利益，为了这个国家，我经历了23个年头的斗争，为了这个国家，我曾在3次革命中积极地战斗，有几十次我差点牺牲（24）我怎么能够继续去危害这一事业呢？我的名字会成为那些还留在反革命行列中人们的旗帜。对我来说，这是决定性的，所以我说：好吧，去交待一切真实情况吧假定我会被监禁或者被枪决，那么我的名字不论对于还留在反革命队伍中的人还是对于正从年轻人中成长起来的人，都将成为被收集的人名。坚持这样的立场是危险的，对国家，对党，对革命都是危险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员（25）这就是穆拉洛夫对自己从顽固对抗到老实但白的思想转变过程的自白。如果他是一个误入歧途犯了错误甚至罪行的革命者，那么他的自白确实是可信的。因为通过启发和教育，一个良心没有泯灭的革命者是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或罪行，悔过自新的。但是，根据控告和被告交待的罪行，他们早已完全丧失了任何爱国心、正义感、羞耻和良心，已经堕落为没有廉耻的杀人犯和间谍。这样的人怎么进入内务部的刑堂后就突然又具有了革命者的情感、情怀和情操了呢？居然就翻然悔悟、良心发现了呢？居然愿意为&ldo;国家利益&rdo;、&ldo;党的利益&rdo;去交待一切罪行呢？莫洛托夫去普罗科皮耶夫斯克的路上确实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事故。这是一次具体的事故，造成事故的人和目击者都是有名有姓的人。把这样的具体事故作为一次重大的未遂的谋杀行动，是无法用预先安排好的奸细编造谋杀的故事和情节的。只有一种办法，即把司机打成阴谋集团的成员，诱骗和强迫他与内务部合作，作出所需要的供词。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因为这个司机不像上次公开审判中的奥利别尔格或别尔曼一尤林，也不是这次公开审判中的舍斯托夫，不是被治服而顺从地执行内务部意图的人。首先做到使他驯服就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懂得，承认了谋杀国家领导人的罪行，即使是诚恳地认罪服罪，对他意味着什么。当然，内务部凭借它无所不能的机器和机能，加上自己的训练有素的心狠手辣的侦查员，能够用高压、讹诈、欺骗和人质要挟的手段，使任何桀骜不驯的无辜者低下自己的脑袋，承认要他承认的一切罪行，承认自己是阴谋恐怖分子、人民的敌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一个司机算得了什么？多少叱咤世界风云的人物和身经百战的将军，不是也屈辱地低下了自己的头颅吗？确实，内务部的刑罚也治服了这个倒霉的司机。但在治眼他之后，教会他在一场政治阴谋中扮演一个特定的角色，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须知，一个职业演员背诵台词也难免出现差错呢！不管怎么说，内务部的侦查员总算把这个司机给准备好了。1937年1月26日晚上，已经被打成西伯利亚阴谋恐怖集团成员的司机阿诺尔德出庭受审。不管他与那些原任高级干部现为囚犯的人物身份和仪表是多么地不协调，他还是被塞进了他们的行列。身经百战、巧言利舌的维辛斯基，这一次遇到了难缠的角色，对话变成了一场荒诞的滑稽剧。维辛斯基自己也被搞得昏头昏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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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连京&iddot;沃尔夫里多维奇&iddot;阿诺尔德（原名瓦连京&iddot;瓦西里耶维奇&iddot;瓦西里耶夫）1924年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从沙俄军队中脱逃。1917‐1923年服役于美国军队。1923年返回苏联，在卡麦罗沃市库兹涅茨克冶金联合工厂和动力建设处工作。后担任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库兹涅茨克煤矿区建设处汽车库主任。被捕前，担任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和安热罗矿汽车库主任和供给处主任。阿诺尔德在法庭上说，由于怯懦，他未敢冒险，只制造了一个小事故。阴谋集团长久策划的谋杀是要由胆大包天的人去完成的，然而法庭上出现的人却是一个胆小鬼，这未必符合重大案件的常规。如果将它与刺杀基洛夫的案件比较一下，更显出这种选择不合乎常理。阿诺尔德最后交待说，有人要他相信，托洛茨基的组织是个强大的组织，他们将要掌权，到时候他决不会这样穷困潦倒。这样的供词与其他被告的供词相矛盾，因为阴谋集团的计划是以司机的自我毁灭来换取谋杀的成功的，而且这一点已向司机讲明。阿诺尔德或者是被审讯机构的威胁吓破了胆，或者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诚实的公民，而审讯机构的高压、讹诈和欺骗又使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骗子和市侩。维辛斯基与这样一个根本谈不上文明和尊严的人打交道，确实是费尽了心机。在法庭上，维辛斯基光是为了确定阿诺尔德的真名真姓，就费了好几分钟，因为他有许多的假名和化名，使检察长常常搞混。阿诺尔德交持说，他从小就姓教父的姓，而不是父亲和母亲的姓。十几岁的时候跑到了芬兰，后来又到德国和荷兰。每换一地就换一次名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又到了挪威和英国。回到俄国时他被征入伍，因开小差而受到6个月的纪律处分。关于经历的回答一直纠缠不清，维辛斯基被一大堆部队的番号、名称、数字搞得糊里糊涂，哭笑不得，因为这个根本不安分的阿诺尔德常常从这个部队跑到另一支部队，被授予各种军队的职衔，而且他自己也随意给自己的肩章加上点花花道道，加官晋级。就连阿诺尔德自己也记不清他在预审时的供词，在频繁提问的检察长面前随意乱供。堂堂的苏联总检察长碰到内务部送上法庭的这么个活宝，也真够他折腾的。审判长不得不警告阿诺尔德态度放老实点，可是这也无济于事。阿诺尔德后来的经历也颇为复杂。他曾偷窃了铁路乘车优待票乘车到海参崴，从那里化名到了美国的纽约，参加了美国的军队。在美国，他蹲了五六个月的监狱。维辛斯基又因询问他住过一次还是两次监狱，几次到军队服役，花费了一番口舌。阿诺尔德还说，他随美军到过法国，接着他到南美游览。他在美国曾是共济会会员，同时又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阿诺尔德又把一大堆杂烩奉献给倒胃口的检察长。后来，阿诺尔德随同被聘请的美国专家组到了卡麦罗沃。他向党隐瞒了共济会会员的身份，参加了联共（布）。他曾经做过一个办公室的主任，后来又领导西西伯利亚的水路运输，在一个供销处工作，在卡麦罗沃和库兹涅茨克负责各大企业的电话通讯工作。1932年，他与托洛茨基分子拉上了关系，与舍斯托夫交上了朋友。当时，阿诺尔德已因反苏言论而被解雇。这时，舍斯托夫又揭发出阿诺尔德两个化名，维辛斯基因此又费了一番心思，询问阿诺尔德到底有多少化名。阿诺尔德的真正罪行和实质性交待则很简短。他说，切列普欣具体地告诉他明天奥尔忠尼启则要来，他要不惜一切完成恐怖行动。但是他不能完成这任务，因为他精神上受不了。后来，莫洛托夫来了，他便按既定计划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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