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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1页）

商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17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但在夏代很长时期内，商人已立足于豫、鲁、冀之间，选择近水源宜于农耕的河流两岸或沼泽边缘建立聚居点。随着人们治理和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加强，以及已开发地带的有限地域空间所能承受人口持续增殖的压力，居地仍维持在局促地理范围内，就逐渐变得不太现实，商人活动视野开阔，这方面不能不说是重要促发动因之文献称商人&ldo;不常厥邑&rdo;，《尚书&iddot;书序》说商建国前，&ldo;自契至于成汤八迁&rdo;，建国后自汤至于&ldo;盘庚五迁。&rdo;通谓前八迁是1：

一、契居蕃（山东滕县）。

二、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县南槐河）。

三、昭明又迁商丘（河南商丘）。

四、相土迁东都（山东泰山下）。

五、相土复居商丘。

六、上甲微迁殷（河南安阳）。

七、殷侯（在夏孔甲时，不详何人）复归商丘。

八、汤居毫（山东曹县）。

这一时期的迁徙活动范围，大抵在冀南及豫北平原，至鲁中部和南部低山丘陵的河谷地带，位于&ldo;有夏之居&rdo;的东偏北部，其东南方是夏代东夷之淮夷所在。商人迁徙距离有时相当远，如相土时的两次迁居，直线距离足有500里以上，《商颂&iddot;长发》称&ldo;相土烈烈，海外有截，&rdo;从豫东进迫东部滨海地区，开辟新的生物圈的动意是显而易见的。原居地环境的局促，限制了商族的发展，导致这类屡屡的远徙迁居，积极向外开拓新地。

不过，东部地区早在龙山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已远居中原之上，由考古发现的遗址规模面积比较中可见一斑。河南安阳后岗城址，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左右2。新发现的山东邹平丁公城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3。山东章丘城子崖下层城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其中层的岳石文化即相当夏代的城址，面积约17万平方米1。&ldo;建城称地，以城称人&rdo;2，人口之众可以想见。相反，中原地区发现的龙山古城，规模面积远逊一筹，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才34万平方米3，郾城郝家台城址只有19万平方米4，登封王城岗城址仅仅为1万多平方米5，人口显然要少。东部地区人地关系的矛盾远比中原地区来得严峻，故商人拓地中，与上著部族争夺生物圈的斗争十分激烈。《竹书纪年》记王亥北徙河北易水流域，&ldo;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rdo;，为当地部族所不容，被杀被逐，其子上甲微不得不重新回到豫北故地。《竹书纪年》还记夏代不降时，&ldo;殷灭皮氏&rdo;而占据其地。说明人地关系的矛盾，甚至激发了部族间生死存亡的领地之争。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商汤灭夏，建立国业后仍不息。

商代有前后五迁，立过六都，如下：

一、汤居西毫（河南偃师商城；一说郑州商城）。

二、中丁迁隞（河南郑州商城；一说郑州西北石佛乡小双桥商代遗址；一说郑州荥泽敖山；一说陈留浚仪；一说山东洙、泗上游）。

三、河亶甲居相（河南内黄）。

四、祖乙迁邢（河北邢台）。

五、南庚迁奄（山东曲阜；一说河南安阳东南）。

六、盘庚迁殷（河南安阳殷墟）。

成汤立都西毫，是由东诅西推进中原，以克夏征服新地为行动原则，唯策略上恐已吸取了前代单纯争夺别族生物圈而常伤及自身的教训，努力争取四方异姓国族的拥持，以壮大商族的力量。《夏本纪》称&ldo;汤修德，诸侯皆归商&rdo;。《墨子&iddot;非攻下》说：&ldo;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不宾服。&rdo;《吕氏春秋&iddot;用民》直称&ldo;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rdo;汤能奉夏众，又能用异姓国族的&ldo;非己之民&rdo;，恐怕是其建立商国的成功关键所在。但至中丁到南庚四迁，&ldo;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rdo;1，内部的权力之争，国力削弱，异姓国族不附，不得不退缩回东方故地。盘庚迁殷，再度西进，又恢复&ldo;先王之大业&rdo;，&ldo;底绥四方&rdo;2。总之，商代都邑的迁徒和辟立，通常是商族整体的集体行动，虽在不算太大的地域范围内搬移，然经营视野十分浩大，商代贵族统治集团以商族为主体，联合四方诸侯，向四外拓展，其立都建国之策，是大不同于夏代贵族统治集团收夏众、固邦土的内向型择都的。

商都经济地理位置的选择，要在重四方自然资源，尤其是铜、锡矿产资源的聚敛，亦胜于夏代。日本天野元之助先生论殷代产业，曾从方志和近代地质调查资料中辑出中原地区古代铜矿产地，河南有六处（安阳、涉县、济源、登封、禹州、鲁山），山东二处（历城、莱芜），山西十一处（黎城、潞安、阳城、翼城、曲沃、绛县、垣曲、夏县、闻喜、平陆、解县），河北四处（沙河、邢台、内丘、完县）；产锡地，河南六处（淇县、武安、汝州、嵩县、永宁、裕州），山东二处（莱芜、峄县），山西六处（阳城、沁源、沁水、交城、平陆、安邑），河北一处（磁州），参以甲骨文中殷王田猎地和行幸地分布所在，指出殷人除自己从事探矿、采矿、冶炼等，以满足矿业需求外，另有相当量来之支配圈外300公里范围内的各方贡献或交易3。后石漳如先生对此四省古代产铜地又有补充，认为殷代铜矿来源，可以不必在长江流域去找，甚至不必过黄河以南1不过，《商颂》有称&ldo;商邑翼翼，口方之极&rdo;，&ldo;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rdo;其矿产资源的获得，未必仅限于华北四省。据商代前后期考古学文化分析，前期政治地理结构中，王畿区以偃师商城或郑州商城为中心，直接控制着周围二、三百里方圆范围，其政治疆域，则北土沿太行山东麓向北延伸至河北满城、保定一带，东土及泰山以西和淮北一线，西土达陕西咸阳附近，南土包括江汉平原，并进入长江以南江西、两湖地区。在外层周边地区为商文化波及区2。后期政治疆域，王畿区变化不大，但王都北移至安阳殷墟，北上伸入冀北、晋中、陕东地区；在东土商势力有长足发展，进抵除胶东半岛以外的山东境内及皖、苏、浙地区；西上有所退缩；南土对江汉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然在江南江西地区的影响范围却大大扩大，可能还绕入湖南长沙地区。（图2）值得注意者，陕西蓝田怀珍坊曾发现了商代前期专门冶炼铜料而非铸造铜器的作坊遗址3。长江以南江西瑞昌铜岭又发现早到二里岗上层期的矿冶遗址，既有露天开采遗迹，又有地下开采系统，还有冶炼区4。附近范围内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古矿井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有四组早到公元前1200年前后5，相当商代晚期。接壤的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年代上限可及于商周之际6。另外，湖北黄肢枹桐出土有晚商铜爵、觚7。江西清江吴城遗址，据说是商代后期方国&ldo;耑国&rdo;所在，其东约20公里新干大洋洲发现同一时期上层贵族墓葬，出土的大批器物，造型和纹饰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风格，表明了与中原地区有着畅通的交往关系1。迹象种种，提供了商王朝前后期，都邑矿产来源均远出华北四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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