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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章（第1页）

邹衡先生最早注意到&ldo;商礼&rdo;以酒器觚、爵数目区分贵族身分，不同于西周中期形成的以食器鼎、簋作为区分贵族身分重要标志的&ldo;周礼&rdo;。他以盘龙城李家咀2商代前期墓为例，指出凡酒器大都置于椁内，炊食器都放在谆外，椁内近棺，椁外远棺，其与墓主人显然存在亲近与疏远的关系，故早商礼器已经是重酒器而轻炊食器的组合5。

这一以&ldo;重酒&rdo;为特色的礼制，至晚商时期仍一而贯之。如殷墟妇好墓，共出青铜容器210件，酒器数量约占74％，以53件觚、40件爵和12件斝为其大宗，单单在墓室北椁内就集中规整放了10多件觚1。山西灵石旌介l晚商墓，出青铜礼器23件，内10爵4觚1斝均放在谆内近墓主人头部，食器鼎、簋等则另置在足部。旌介2晚商墓，出礼器18件，内10爵4觚及鼎、簋一套，均置于墓主人正前方，并以酒器占绝大多数2。河南罗山天湖1晚商墓，出五套觚、爵，大部分放在椁内头厢部位。另一6墓，出两套觚、爵，集中置于椁内北端，与三件鼎分开放3。以上现象表明，自商代前期大开的&ldo;重酒&rdo;之风，一直流行于商代各地大小贵族阶层之间，愈演愈盛，以酒器数表示人的身分地位，正是建立在这种普遍的社会饮食偏好的根抵之上的。文献说商代人&ldo;庶群自酒，腥闻在上&rdo;，一点也不过总之，肇自夏末的&ldo;重酒&rdo;风习，在有商一代已深深掺入了&ldo;明贵贱，辨等列&rdo;的&ldo;礼&rdo;的时代内涵，在酒进入一般平民生活的另一面，酒器的质量和数量也成为&ldo;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rdo;4的重要礼制规范，其发展的极端，也必然导致统治者的酒醉沉湎而为政荒怠，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降临，当然也就不可避免。

（三）商代青铜酒礼器的等列现象

商代礼制有以青铜酒器觚、爵套数，辨大小贵族身分地位，序社会政治秩序，学界多有阐述。据新近统计，各地墓葬随葬青铜觚、爵套数，大体分为50余套、10、6、5、4、3、2、1套等八大等列，现择其87例列表于下，以分析这一&ldo;器中藏礼&rdo;的等级制内涵1。

商代王墓均遭盗掘，故未统计入表。

上表序号1妇好墓出觚53件，爵40件而配■12件、象牙杯3只，则两数约略同，可视为50余套。墓中青铜容器总数210件，殉16人，礼仪规格极高。据甲骨文所记，妇好生前为商王武丁之妃，极受宠，曾一度出入征战，握有重兵，兼为王室重要将领1。在众多的随葬礼器中，有一件重达1382公斤的青铜三联甗，由一件长方形六足甗架和三口大甑合成。据实验，三甑若同时正放，则甑耳会互相碰撞，故使用时，或将中间一甑正放甗上，左右两甑侧放，或三甑同时侧放2。这件巨型炊蒸器铸有&ldo;妇好&rdo;铭文，宛如一座多眼烧灶，可灵活搬动3。这些特征表明，可能直接用于大型宴飨场合，将已煮熟的三种食物在烝上同时温而食之，颇类今之&ldo;火锅&rdo;进食法。另有一件带&ldo;好&rdo;字铭的汽柱甑形器，重47公斤，汽柱中空镂孔，直透器底中心，上作花开形，据说用时腹腔盛食物，置于鬲上，利用上腾蒸汽蒸而熟之4。不难想见商王室最上层权贵围器宴飨的盛大场面，及妇好生前酒食醉饱的荣华富贵生活。看来晚商王妃最高礼遇，可以享至50余套觚、爵这一等级。

序号2‐4三墓出10套觚、爵，有10觚10角（相当10爵）和4觚10爵之别，殉人4至1人不等，墓室面积中等，大大低于王妃墓。出10觚10角墓见于殷墟王邑，同出戈、矛、钺、大刀等220件器物，铜镞90q多枚，青铜武器占极大比重，附近又发现车马坑两座，可见墓主是位政治地位相当高的军事统帅，是王朝的高级权贵。出4觚10爵的两墓见于山西灵石旌介，分属晚商两个不同时期，均出有不少兵器，以及一种长20多厘米的管状手持礼器&ldo;策&rdo;，用来显示身分；墓主似属方国君主，且享有的总礼器数一代胜过一代。

序号5‐7三墓分别为6觚4爵、6觚1爵、4觚6爵，因发掘资料欠缺，难作分析，然滕县井亭一墓出青铜容器有16件之多，则这一级别的墓主，要亦属王朝或地方上层贵显人物。

序号8‐11四墓分别出五套觚、爵或3觚5爵。自商代前期至商末，自王邑及地方均见。在王邑者，其墓面积中型，规模逊于地方，然有5人殉葬，随葬青铜容器总数超出地方，所举小屯l8墓，器铭有&ldo;子渔&rdo;、&ldo;侯围&rdo;，亦见于甲骨文。子渔为商王武丁之子，常主持王室的重大祭祖，受有封地1。甲骨文有&ldo;呼围&rdo;，&ldo;王令围&rdo;，系人名，侯围可能是其封侯胙土之称2。墓主不管为谁，大体应是王室所出重要贵戚人物。在地方者，这一级别的墓主，随葬青铜容器大致在20件左右。盘龙城李家咀1无兵器随葬；罗山天湖1出8戈36镞；长清兴复河一墓出6戈46镞及车马器；均不见锁的青铜礼仪之器，这类墓主与商王朝关系相对要疏远些，大体是各地土著族落头目或方国的高级官员之序号12‐16五墓，或出四觚，或出四爵，配其他酒器，大致可划归四套等列，随葬青铜容器总数一般为10至20件上下，墓主生前大都握有兵权。如定州北庄子5，人殉2个，同出7戈2矛6链，铜策1。又如盘龙城李家咀2，人殉3个，还出5戈7刀2矛1斨等。石楼二郎坡一墓出有戈刀斧所各一。后两墓均发现青铜礼钺两秉，可见这一级别的墓主，既是当地强族的高级军事将领，似又与商王朝保持有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充当着王朝与各地族落方国政治、军事权衡关系中的中介角色，有的甚至可能成为商王朝在其地的重要代理人。至于序号13殷王陵南墓道的陪葬者，享用3觚4爵1斝，则生前身分必非一般，有可能是与商王关系较密的高级近侍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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