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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颉利可汗（第1页）

“好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就按他说的办，快，换座位！”李世民颇有兴致，高声喝道。

顿时，右列那些文臣武将，一个个脸都绿了，把李承训恨得牙痒痒，甚至恨不得生吞了他，可既然皇帝发话，便无人敢不遵从，但毕竟是不甘心，一个个都用眼睛剜他。当然，这些人中也有例外，长孙无忌和魏徵便是当先离座，向左列而来。

左列这边，迟疑之后，便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谢恩之声，各种溢美之词，接连不断。虽然不少人是久居中土，但他们毕竟是胡番，这话音却始终带着异国情调，惹得座上两位皇帝，开怀大笑。

古代载籍中对汉族以外的人们多笼统称作“胡”，如胡人、胡雏、胡儿、胡兵、胡贾、胡僧、胡客等，主要是些来自北方的突厥人和西方的回鹘人、吐火罗人、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和天竺人等

这些胡人虽然久住京城，但也只能以二等，甚至三等居民自居，特别是朝堂之上，更无他们说话立足的份儿。如今听得李承训这个注意，与诸位大臣平起平坐，那明日在坊间炫耀起来，无疑会又提一个档次，做起事来，必然顺风顺水，焉能不喜？早有几个胡人跑去了左列。

皇帝金口玉言，众人不敢怠慢，一番混乱之后，彼此坐定，还真是按照皇帝的意思，隔一个汉人，便是一个胡人，基本都是按照官职或者名望，混杂在一起的。

李承训很自觉地坐在了那两个倭国人中间，排在末尾。

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我国古代称日本为“倭”或“倭国”。公元五世纪，日本统一后，国名定为大和。直到七世纪后半叶，日本遣唐史将其国名改为日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其后沿用，成为日本的正式国名。《新唐书?日本传》中有记载：咸亨元年（670年），倭国遣使入唐，此时倭国已“稍习夏言，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出，以为名。”　此外，在汉语中，“扶桑”、“东瀛”也是日本国名的别称。

众人坐定，酒肉摆上，丝竹声起，舞姬入场，霓裳艳影，秀色美食皆可餐，酒宴算是正式开席，场中也逐渐热闹起来。

在两位皇帝频频举杯之下，几巡酒过后，众人的紧张之感渐渐褪去，特别是那些个胡人，酒精上脑，排座两边闹酒呼喝之声开始不绝于耳。两位皇帝不仅没有不满，反而更加高兴，更加助涨了那些胡人的酒风气焰。

李承训的目光在众人面上逡巡而过，心中暗自好笑，只见那大唐武将尚好些，与身旁外番时不时的碰酒，也是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只是苦了那些大唐文臣，一个个侧脸掩鼻，闻不得胡番身上的生膻气，听不得胡虏口中的粗言秽语。

他的目光最后又落在墙角那个心事重重，不言不语的胡人身上，因为他的表现与这里的热烈的气氛显得格格不入。

很显然，上座的李渊也发现了这点异常，笑着开口道：“颉利可汗，汝有何心事，不如说出来，何必独自喝闷酒。”

那胡人闻言，连忙惶恐起身，作揖道：“太上皇大人，颉利只是喜欢这般喝酒而已。”

李承训都能看出他说话口不对心，何况是座上的李渊和李世民？

果然，李世民插言道；“颉利可汗，汝藉父兄之业，数范大唐边疆，蹂我稼穑，掠我子女，然自你被迁京城以来，朕赦汝死罪，封汝官职，厚廪食之，奈何你仍有怨言，不知感恩？”

“陛下！”颉利可汗连忙抽身离座，俯身在地，“颉利自知罪孽深重，怎么会不知悔改，不知感恩？”

李世民起身上前数步，沉声道：“你在京都空地，支起帐篷，一应生活效仿草原习惯，这是何意？心中却无对朕不满？还是在做无声之抗议。”

李渊见儿子话里有话，明智的选择了退后半步，让出空间，自然更是不敢搭话，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颉利可汗已是满头大汗，“陛下，番臣久居草原，实在是不适应京城生活，因此才不得已而为之，外面传言全都是假的，没有根据的，不能轻信！番臣实在是忠于陛下的。”

此刻，陡变突起，全场寂寥无声，无人敢触李世民的霉头，他们都知道李世民对颉利可汗不满足于现状早有意见，如今胸中怒火被点燃，自然是要烧上一烧，即便有心替颉利可汗分说两句的，也是环顾左右而选择了沉默。

李承训眼见颉利可汗被挤兑的可怜兮兮，心中顿生恻隐，起身揖礼说道：“陛下，罪民有事启奏。”

李世民没料到有人会打断他的话头，见是李承训，按捺住心中火头，想听听他要说些什么，沉声道：“你说！”

李承训说道：“颉利可汗常居草原，如今刚徙帝都，必是有所不适应，并且，他思念故土，渴望还乡的意愿也必定极其强烈，这是人之常情。”

“陛下，冤枉啊，臣内心并无不满，臣忠心啊！”颉利可汗见李世民的脸色越来越阴沉，几乎尖叫着，打断了李承训的话语。

李承训却并不介意，继续说道：“人之常情，却是与忠心无关，颉利可汗是忠于陛下的，这点罪民可以作证。”

话到此处，不仅激动着的颉利可汗傻眼了，即便座上那两位大唐皇帝，也是颇觉好奇：这颉利可汗是否忠心，你李承训因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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