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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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第1页）

法，和他有点相近;我认为政治的进步或落伍，和民智开发的进度有密切关系，至于政治学说，主义的内容如何，并不十分相干的。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国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而贪污程度，远过于当年的交通系，对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

鲁迅很明白地说:&ot;我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

勋一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ot;鲁迅是在北

洋政府的教育部做过小京官，把政治泥潭中的黑暗面，看得很透了。他心目

中的政治，便如他在《现代史》那杂感文中所写的，他说：&ot;从我有记忆的时候

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39;变把戏&39;的，也

叫作6变戏法，的。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种，是教猴子戴起假面，

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还有一匹用稀粥养活，已经瘦得皮

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一种，是将一块石头放在空

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在嘴巴里，点上火，从嘴角鼻孔里冒出烟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要了钱之后，一个人嫌少，装

腔作势的不肯变了，一个人来劝他，对大家说再五个。果然有人抛钱了，于是再四个，再三个……抛足之后，戏法又开了场。这回是将一个孩子装进小口的坛子里面去，只见一条小辫子，要他再出来，又要钱。收足之后，不知怎么

一来，大人用尖刀将孩子杀死了，盖上被单，直挺挺躺着，要他活过来，又要

钱。&39;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8113233!&ot;变戏法的装出撒钱的手

势，严肃而悲哀的说。别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细的看，他是要骂的;再不听，他就会打。果然有许多人811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

捡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

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1233，不过其间必须经沉寂的几日。&ot;1一部他所看见的现代史，就是这

么写出来的〔鲁迅在《野草》有一篇《好的故事》的散文诗，也是描写这样的境

界的，不过不及这一篇杂感的明白〉。

有了&ot;政治永远是一种骗局&ot;的看法，鲁迅乃有&ot;政治与文艺的歧途&ot;的说

法。他曾经这么说:&ot;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

：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

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一一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

所谓1x1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ot;2

鲁迅是学医的，他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的诊断与解剖，可说是冷静而深刻

的（他的处方如何，且不去说;也许他从未处方）。笔者且介绍他谈大内档案

的故事。他说：所谓&ot;大内档案&ot;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

评在孔庙里寒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

，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叫之声，仿佛

国宝巳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他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

金梁。登在《东方》杂志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随时发感慨。他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正确。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是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占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用意如何了。独有王国维巳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

，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样。其他的人，鲁迅认为都是

上了罗振玉辈的骗。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么?（这

正如败落大户人家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

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那时候，只要在&ot;大内

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ot;宫&ot;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

关于大内档案的处理，鲁迅告诉我们以官僚主义的最好例证。这一大批档案，民国元年，便已装八千麻袋，塞在孔庙敬一亭里〈其时孔庙中设了一个

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由胡玉缙任处长）。久而久之，胡处长有些担忧了，只怕

工役们会去放火。他是博识前朝掌故的，知道清朝的武英殿，藏过一副铜活

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

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

幸敬一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把档案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他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会被烧掉的。

他曾建议教育部，要想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可是专管这一类事情的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氏，他是有名的中国史学家，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ot;办&ot;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ot;办&ot;，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ot;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ot;。这两位熟于掌故的&ot;要办&ot;和&ot;不办&ot;的老先生，从此都

知道各人的意见。说说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于是麻袋们又安稳躺了十来年。

后来傅增湘做了教育总长了（傅氏，湖南人，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他就开始要发掘宝贝了，派部员几十人大举清理，他要在麻袋里找寻好的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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